一斗清名重千钧

　　□ 李伟明
　　
　　早先知晓范质，是因一则“失座”的旧闻。据说宋太祖为强化皇权，某日借机撤去了宰相范质的座椅，自此以后，宰相奏事多需站立。彼时我暗自忖度，范质怕是个窝囊的官员。后来细读史书方知，作为北宋宋太祖时期的首任宰相，范质在历史上评价甚高，无论才具还是操守，皆为人所称道。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九月，范质去世。《续资治通鉴》第四卷在记载此事时，专门有一段话：“质性卞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尝谓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五代以来，宰相多取给于方镇，质始绝之，所得禄赐，徧及孤遗，食未尝有异品。”意思是说，范质性格急躁，但能廉洁耿介地保持节操，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他曾经对同僚说：“一个人如果能鼻子里吸入三斗醋（意指能忍气吞声、有极大的度量），才可以做宰相。”五代以来，宰相大多从地方节度使中选拔并依靠他们的供给，到了范质这里，扭转了这一积弊。而他所得俸禄赏赐大多拿去周济了孤寡之人，饮食从未有过珍奇之物。
　　《续资治通鉴》还记载，范质日常起居极为俭朴，连寻常器物都不甚齐备。宋太祖曾特意赐他酒器，他却坦然答道：家中鲜有宾客，即便有，也无非是贫贱时的旧交、乡下来的亲戚，乡下人喝酒不讲究器皿，所以我也懒得置办，并非买不起。待到范质过世，宋太祖曾对身边近臣感叹：“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
　　如此看来，范质身上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若以古代贤臣的标准来论，他唯一的“不足”，大概也就是“性急直率，批评人不留情面”了。这样的官员，放在哪个时代都不算少见。但只要像范质一样清正自守、乐善好施，大节便已然立住。性子直一些，脾气急一点，反倒显得有几分真性情，并不掩其风骨。
　　官员守廉，百姓敬廉，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公生明，廉生威。为官者若不廉，威信便无从谈起。居其位，众目睽睽或有噤声之惮，可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时间终会给出答案。古语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唯有持身以正，守住了廉洁的底线，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管理下属。若自身不正，又如何约束一方、匡正风气？当然，个人的操守固然可贵，但要真正让清廉成为常态，还需制度与法治的刚性托底，二者相辅相成，方能行稳致远。
　　真正明达之人，在名节与物欲之间，自会做出取舍。清代名臣张伯行有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对待物质的态度，说到底是对待名节的态度。所以他又说：“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在终身名节与一时实惠之间，前者重若千钧。倘若一个人常被人背后指戳脊梁骨，即便表面再风光，终究也是失败的。唯有清风正气充盈，是非分明、价值端正、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社会方能生机勃勃、希望长存。
　　史册之中，这样的廉官并不在少数。他们各有个性，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官。正因有他们，我们才始终相信，邪不压正，世道人心终向光明。
　　与范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续资治通鉴》第五卷中另一个人物的结局。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建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去世。书中记载：“帝微时，兄事彦徽，及即位，擢领旄铖，宠顾甚厚。卒，赠侍中。继闻其专务聚敛，始薄其为人。”这位赵彦徽，是拥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开国功臣，早年与皇帝以兄弟相称，显贵一时。然而死后，却因生前“专务聚敛”的恶名，让宋太祖都为之鄙薄。
　　一个私心太重的人，位置再高，人格也高不到哪里去。赵彦徽一生搜刮的钱财，未必带进了棺材，却把自己的名声彻底赔了进去。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有人会说，留下钱财给子孙，也算值了。可“子孙自有子孙福”，钱财太多，反倒可能害了他们。多少纨绔子弟，正是被父辈留下的丰厚家业所误。若是留些立身的本事，结局或许大不相同。千年之后，那些曾经的豪门宅院，几易其主，早已荒芜于野，后人连考证都无从下手。
　　赵彦徽的故事，放在今天来看，尤为警醒：在封建时代，贪腐之人纵有皇亲旧谊，也终究逃不过历史的评判。而在当下法治社会，腐败更是没有半点容身之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一旦触碰红线，等待他的便是党纪国法的严惩，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到头来不过是替人保管了一段时间财物。这样的人生，满盘皆输。
　　两相对照，更显范质的清醒。他在世时，物质生活过得去便好，多余的器物从不贪求；离世后，不留负累，只留清名。这样的选择，看似“吃亏”，实则大智。千载而下，世人记住的，终究是那个“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的真宰相。
　　清名在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