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洗冤

　　□ 钟 燃

　　据南宋宋慈所著《洗冤集录·疑难杂说下》记载，宋慈任提刑官期间，曾遇一奇案：某村农夫在野外被人杀害，身中十余处刀伤，财物却丝毫未动。宋慈勘验后，见伤口边缘整齐、深而小，断定为镰刀所致，且系仇杀而非谋财。他并未贸然捕人，而是命差役将附近村民家中镰刀尽数收缴，写上名字，一字排开置于烈日之下。不多时，群蝇纷至，不约而同聚于一把镰刀之上。宋慈当即指认此刀主人为凶手。原来，镰刀虽经擦洗，血腥味却未散尽，苍蝇嗅觉灵敏，逐味而来，凶器遂现。凶手见事已败露，只得跪地认罪。这是古代法医史上最早记载利用昆虫破获的命案，“晒刀引蝇”足见宋慈观察之细、用心之巧。
　　宋慈，字惠父，福建建阳人，与朱熹同乡，自幼深研理学。历任县尉、通判等职，所到之处皆以洗冤禁暴为要。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后，他出任提点刑狱官，遍历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路，专职司法刑狱。正是这十余年“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的亲历，使他深感检验之术关乎人命，遂博采群书，参以平生阅历，撰成《洗冤集录》。此书成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宋慈在序言中提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思是：刑事案件中，死刑最为重大；判处死刑，最初案件真相最为关键；而查明最初情况，勘查检验又最为紧要。这三句话层层递进，点明了法医检验在司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此书一经问世，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当时和后世办案宝典，并传至多国，声播海外，彰显中华法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宋慈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宋代法制文明发达的产物。著名法律史学家徐道邻说：“宋朝的皇帝，懂法律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的朝代都多。”两宋君主历来重视刑狱。南宋高宗历经靖康之变，深知冤狱之害，多次下诏“狱疑者谳”，即案件有疑点必须上报审议。宁宗、理宗延续此风，法制愈发严密。宋代士大夫不同于汉唐的儒生，参政意识之强、法律素养之高，为历代罕见。明法科是宋代科举的重要科目之一，专门选拔精通律令的人才。应试者须熟记《宋刑统》，通晓刑名之学，及第后可直接授官，为朝廷输送了大量专业法律人才。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名臣，虽以文学著称，实则皆通吏事、精研律书。傅霖撰《刑统赋》，用韵文解释律条，便于记诵；郑克编《折狱龟鉴》，汇集历代疑难案例；桂万荣著《棠阴比事》，专讲类推断案之法。这些著作与《洗冤集录》交相辉映，构成宋代律学的繁荣景象。
　　宋代的司法制度尤为精密，“翻异别勘”制度允许犯人翻供后更换官员重新审理，防止先入为主；“理雪”制度准许犯人及其家属在赦免后申诉冤情，由提刑司详细复查；“登闻鼓”设于朝堂，百姓可击鼓鸣冤，直达皇帝；“鞫谳分司”将审讯与判决分离，避免专断；“录问”制度，派官员复核囚徒口供，检查是否有冤。宋慈担任的提点刑狱官，正是这些制度的重要执行者，得以独立巡查、平反冤案。他在书中强调“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反对凭偏词定案，正是对这些制度精神的深刻领会。
　　“洗冤录里聚民声，铁笔宋公书一经。医理原来通法理，治平天下说提刑。”一位当代人这样咏赞宋慈，实乃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