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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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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历史常有迟来的公正。苏轼废除五谷力胜税的建议，虽然生前未能实现，但在其身后的南宋时期，得到了很高的重视并采纳。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偏安江南。面对北方金人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经济困难，朝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各项政策。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时期逐渐确立了减免五谷力胜税的政策。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明确规定：“诸客贩谷米面麦及柴者，其税并船力胜钱并免”“辄收税并收船力胜者，徒二年。”也就是说，苏轼的建议在南宋正式成为法律条文。
这一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生存环境的巨变。这并非因为南宋朝廷比北宋更开明，而是严峻的现实压力，迫使执政者必须采取更务实、更高效的手段来维持统治，苏轼的智慧恰好提供了解决方案。南宋偏安一隅，失去了大量北方产粮区，且随时面临战争威胁，粮食供应与流通问题比北宋更加生死攸关。同时，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得政府大规模的直接赈济难以为继，必须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南宋朝廷不得不反复申严对灾荒时期粮食贩运的免税政策，以鼓励商人向灾区运粮。
二是财政结构的变化。南宋朝廷对商业税收的依赖程度更高，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朝廷更加重视商业流通的顺畅，认识到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征税，会阻碍商品流通，最终损害整体税收。
三是政治氛围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激进政策多有反思，更倾向于稳健务实的政策。苏轼那种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要朝廷干预又引入市场机制、注重实际效果的政治风格，在南宋得到了更多认同。他提出的废除五谷力胜税的建议，既不损害朝廷根本利益，又能惠及百姓，符合南宋的治国方针。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苏轼的同一个札子在北宋和南宋遭遇截然相反的命运，这深刻揭示了一项改革举措和政策主张能否落地，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合理性，更取决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苏轼生前孤勇的呐喊，在北宋是“不合时宜”的理想；到了南宋生死存亡的危局中，却成了契合新“境”的务实国策。
当然，即使在南宋，五谷力胜税的减免也并非一帆风顺。据史料记载，南宋朝廷也曾多次因为财政困难而想要恢复这项税收。但每当此时，总会有人站出来，引用苏轼当年的论述，力陈其弊。苏轼还敏锐指出，即便只在灾区免税，但粮食必经丰产区，沿途征税仍会阻碍流通，因此必须全国性、永久性地免除粮食流通税，旨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苏轼此札的影响深远，“以法活人”思想历久弥新。它的最大启示是，法律的价值在于“活人”而非“困人”。最好的救济，是创造一个让人们能够自救、互救的活的环境。一部好的法律应当滋养生命，创造生机，护佑苍生。良法重在赋权赋能而非管死，善治犹如疏通江河，让社会活力迸发、秩序井然，实现“法行无穷”的效果。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或许，比札子蕴含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苏轼那种摒弃党争、不计得失、立足实践、为民请命的士大夫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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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活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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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1-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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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历史常有迟来的公正。苏轼废除五谷力胜税的建议，虽然生前未能实现，但在其身后的南宋时期，得到了很高的重视并采纳。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偏安江南。面对北方金人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经济困难，朝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各项政策。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时期逐渐确立了减免五谷力胜税的政策。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明确规定：“诸客贩谷米面麦及柴者，其税并船力胜钱并免”“辄收税并收船力胜者，徒二年。”也就是说，苏轼的建议在南宋正式成为法律条文。
这一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生存环境的巨变。这并非因为南宋朝廷比北宋更开明，而是严峻的现实压力，迫使执政者必须采取更务实、更高效的手段来维持统治，苏轼的智慧恰好提供了解决方案。南宋偏安一隅，失去了大量北方产粮区，且随时面临战争威胁，粮食供应与流通问题比北宋更加生死攸关。同时，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得政府大规模的直接赈济难以为继，必须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南宋朝廷不得不反复申严对灾荒时期粮食贩运的免税政策，以鼓励商人向灾区运粮。
二是财政结构的变化。南宋朝廷对商业税收的依赖程度更高，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朝廷更加重视商业流通的顺畅，认识到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征税，会阻碍商品流通，最终损害整体税收。
三是政治氛围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激进政策多有反思，更倾向于稳健务实的政策。苏轼那种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既要朝廷干预又引入市场机制、注重实际效果的政治风格，在南宋得到了更多认同。他提出的废除五谷力胜税的建议，既不损害朝廷根本利益，又能惠及百姓，符合南宋的治国方针。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苏轼的同一个札子在北宋和南宋遭遇截然相反的命运，这深刻揭示了一项改革举措和政策主张能否落地，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合理性，更取决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苏轼生前孤勇的呐喊，在北宋是“不合时宜”的理想；到了南宋生死存亡的危局中，却成了契合新“境”的务实国策。
当然，即使在南宋，五谷力胜税的减免也并非一帆风顺。据史料记载，南宋朝廷也曾多次因为财政困难而想要恢复这项税收。但每当此时，总会有人站出来，引用苏轼当年的论述，力陈其弊。苏轼还敏锐指出，即便只在灾区免税，但粮食必经丰产区，沿途征税仍会阻碍流通，因此必须全国性、永久性地免除粮食流通税，旨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苏轼此札的影响深远，“以法活人”思想历久弥新。它的最大启示是，法律的价值在于“活人”而非“困人”。最好的救济，是创造一个让人们能够自救、互救的活的环境。一部好的法律应当滋养生命，创造生机，护佑苍生。良法重在赋权赋能而非管死，善治犹如疏通江河，让社会活力迸发、秩序井然，实现“法行无穷”的效果。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或许，比札子蕴含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苏轼那种摒弃党争、不计得失、立足实践、为民请命的士大夫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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