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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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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刑指摧残人肉体的刑罚，在古代主要有墨（也称黥）、劓、刖、宫、大辟等，合称“五刑”。“墨”就是在面部、耳后、颈项、手臂上刺刻后涂上墨，往往与其他刑罚相结合；“劓”是指割掉鼻子；“刖”是将脚砍掉；“宫”就是破坏生殖器官；“大辟”就是死刑。这些惨绝人寰的肉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与奉行黄老思想、想要与民休息的汉朝格格不入，直接促使西汉的刑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汉高祖时陆贾就主张“慎刑”，他提出应当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做到“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如果能做到刑轻德重、刑薄赏厚，就能赢得民心，“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直接促成肉刑被废除的，是汉文帝在位时发生的一个案例，史称“缇萦上书”。
缇萦的父亲叫淳于意，在藩国齐国担任仓公令，主管地方藩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备。他还精通医术，经常有达官显贵前来请他看病。淳于意喜欢云游四海，访师采药，这使得很多慕名来求医的人经常找不到他，只能失望而归。这种情况发生多了，想来找他救命又求而不得的人就开始埋怨他。齐王也有意请淳于意做自家的专属医生，被淳于意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有人告发淳于意受贿，据《史记》记载他应该是被诬陷的，但淳于意最终被定罪，须受肉刑。他只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赴长安受刑前，他仰天长叹：唉！可怜我生不出儿子啊！现在有急事了连个分忧解难的人都找不到！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感到非常痛心，毅然决然地跟在囚车后面去了长安，并上书给汉文帝。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她上书的内容：“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她只字不提自己的父亲是被冤枉的，而是直斥肉刑：“我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那些受刑而失去肢体的人也不能长出新的肢体，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毫无办法。”
缇萦救父的胆识和孝心深深感动了宽仁贤德、爱民恤民的汉文帝，他当即下令免除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第二天就颁布了《除肉刑诏》：“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有了过错，我们都没有对他们施行道德教化就对他们处以肉刑，这当中即使有人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些人。如果刑罚严酷到要砍断其肢体、刻刺其肌肤，使其终身残疾而不得安宁，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道德之事，这岂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必须坚决废除肉刑，用别的方式来取代。
汉文帝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并在同年颁布新刑律：黥刑改为剃去头发，并以铁束颈服刑四年；劓刑改为笞刑三百；斩左足改为笞刑五百；犯斩右足以及杀人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在判刑后又犯笞刑罪的人，一律弃市处死；对于判处其他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内无逃亡等行为的，可相应递减刑罪，直至释放免刑为庶人。这种“省刑薄罚”的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资治通鉴·汉纪》称其“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但改革中也存在部分刑罚由轻改重的现象：比如将斩右足改为死刑；又如劓刑和斩左足虽然改成了笞刑，但由于打的次数过多，会出现受刑之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因而班固称其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汉景帝即位后，对肉刑制度作了进一步改革：将劓刑由笞三百减为二百；斩左足由笞五百减为笞三百。汉景帝时期还明确规定笞杖尺寸和笞刑规则：笞杖以竹板制成，要削平竹节，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等。
西汉文景时期废除肉刑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并向新“五刑”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其无疑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演变，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下令制定律典，全面梳理汉文帝刑罚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建立了新的“五刑”体系。唐朝的法律对之稍微加以修改后，继承了这个“五刑”刑罚体系，并为以后两宋、明清法律所沿袭，号为“正刑”，成为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的法定刑罚体系，是19世纪中叶前全世界范围内最文明、最人道的法定刑罚体系。这个新的“五刑”体系，设定笞、杖、徒、流、死五种主刑，又划分为二十个等级，一共是五刑二十等。
虽然新“五刑”用我们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仍显野蛮，但与夏商周秦的旧“五刑”相比，可谓是一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无疑与“慎刑”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君主的价值取向显然受到“明德慎罚”“德主刑辅”思想的巨大影响，汉文帝“朕德之薄，而教不明”的自责就体现出其“宽仁之治”的仁政慎刑理念。继“文景”之后，恢复肉刑的主张不绝于耳，特别是在战乱纷争、朝代交替之际，“重典以治乱世”的学说甚嚣尘上，但自汉文帝废除旧“五刑”伊始，主要的肉刑便没能再登上历史舞台，封建独裁者也未再采纳恢复肉刑论者的主张，这都是“慎刑”思想在统治者立法与施法实践中的融入与体现。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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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除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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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5-2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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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刑指摧残人肉体的刑罚，在古代主要有墨（也称黥）、劓、刖、宫、大辟等，合称“五刑”。“墨”就是在面部、耳后、颈项、手臂上刺刻后涂上墨，往往与其他刑罚相结合；“劓”是指割掉鼻子；“刖”是将脚砍掉；“宫”就是破坏生殖器官；“大辟”就是死刑。这些惨绝人寰的肉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与奉行黄老思想、想要与民休息的汉朝格格不入，直接促使西汉的刑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汉高祖时陆贾就主张“慎刑”，他提出应当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做到“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如果能做到刑轻德重、刑薄赏厚，就能赢得民心，“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直接促成肉刑被废除的，是汉文帝在位时发生的一个案例，史称“缇萦上书”。
缇萦的父亲叫淳于意，在藩国齐国担任仓公令，主管地方藩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备。他还精通医术，经常有达官显贵前来请他看病。淳于意喜欢云游四海，访师采药，这使得很多慕名来求医的人经常找不到他，只能失望而归。这种情况发生多了，想来找他救命又求而不得的人就开始埋怨他。齐王也有意请淳于意做自家的专属医生，被淳于意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有人告发淳于意受贿，据《史记》记载他应该是被诬陷的，但淳于意最终被定罪，须受肉刑。他只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临行赴长安受刑前，他仰天长叹：唉！可怜我生不出儿子啊！现在有急事了连个分忧解难的人都找不到！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感到非常痛心，毅然决然地跟在囚车后面去了长安，并上书给汉文帝。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她上书的内容：“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她只字不提自己的父亲是被冤枉的，而是直斥肉刑：“我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那些受刑而失去肢体的人也不能长出新的肢体，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毫无办法。”
缇萦救父的胆识和孝心深深感动了宽仁贤德、爱民恤民的汉文帝，他当即下令免除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第二天就颁布了《除肉刑诏》：“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意思是如果老百姓有了过错，我们都没有对他们施行道德教化就对他们处以肉刑，这当中即使有人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些人。如果刑罚严酷到要砍断其肢体、刻刺其肌肤，使其终身残疾而不得安宁，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道德之事，这岂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必须坚决废除肉刑，用别的方式来取代。
汉文帝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并在同年颁布新刑律：黥刑改为剃去头发，并以铁束颈服刑四年；劓刑改为笞刑三百；斩左足改为笞刑五百；犯斩右足以及杀人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在判刑后又犯笞刑罪的人，一律弃市处死；对于判处其他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内无逃亡等行为的，可相应递减刑罪，直至释放免刑为庶人。这种“省刑薄罚”的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资治通鉴·汉纪》称其“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但改革中也存在部分刑罚由轻改重的现象：比如将斩右足改为死刑；又如劓刑和斩左足虽然改成了笞刑，但由于打的次数过多，会出现受刑之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因而班固称其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汉景帝即位后，对肉刑制度作了进一步改革：将劓刑由笞三百减为二百；斩左足由笞五百减为笞三百。汉景帝时期还明确规定笞杖尺寸和笞刑规则：笞杖以竹板制成，要削平竹节，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等。
西汉文景时期废除肉刑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为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并向新“五刑”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其无疑是中国刑法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里程碑式的意义。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演变，到了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下令制定律典，全面梳理汉文帝刑罚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建立了新的“五刑”体系。唐朝的法律对之稍微加以修改后，继承了这个“五刑”刑罚体系，并为以后两宋、明清法律所沿袭，号为“正刑”，成为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的法定刑罚体系，是19世纪中叶前全世界范围内最文明、最人道的法定刑罚体系。这个新的“五刑”体系，设定笞、杖、徒、流、死五种主刑，又划分为二十个等级，一共是五刑二十等。
虽然新“五刑”用我们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仍显野蛮，但与夏商周秦的旧“五刑”相比，可谓是一大进步，而这一进步无疑与“慎刑”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君主的价值取向显然受到“明德慎罚”“德主刑辅”思想的巨大影响，汉文帝“朕德之薄，而教不明”的自责就体现出其“宽仁之治”的仁政慎刑理念。继“文景”之后，恢复肉刑的主张不绝于耳，特别是在战乱纷争、朝代交替之际，“重典以治乱世”的学说甚嚣尘上，但自汉文帝废除旧“五刑”伊始，主要的肉刑便没能再登上历史舞台，封建独裁者也未再采纳恢复肉刑论者的主张，这都是“慎刑”思想在统治者立法与施法实践中的融入与体现。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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