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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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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合作的互联网》是公共管理学者贾开与法学学者胡凌合著的一本书，是兼具基础性与前瞻性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直面数字社会基本事实，思考其中基本问题而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来想象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的开拓性著作。本书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以合作主义为主线勾勒出了互联网发展“另一条道路”的完整轮廓。“开放的数据访问”似乎是一根魔法棒，只要将它一挥，就能让隐藏在层层迷雾背后的神山显现出来。但本书明确指出：真正重要的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促进合作或竞争的具体机制。但对此展开深入探索的前提，却是承认合作作为另一条道路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为此，本书从互联网基础协议入手，展现了互联网发展的多重可能技术路径。进而，对多重可能路径的探索从技术延展到生产、组织和制度层面，系统描绘了在现实中已然存在但有待拓展、打通和夯实的“另一条道路”的地图。
其次是以互联网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现实为出发点，以其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区隔得零零碎碎的学科视角所建构的“问题意识”为着眼点，为我们理解互联网发展至今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变革及其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偏狭视野以及大局观的丧失是一个不断被谈论但很难被逆转的“现代性”问题。本书打通了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法学之间的人为壁垒，对互联网生态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这种全局观对于理解互联网这一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基础设施的基础。社交媒体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邮政和电信，如今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没写过信，接听的大部分电话也来自快递员和外卖小哥。视频App已经取代了电视，以至于很多老年人感到看电视变得很困难，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选台。电商平台已经碾压了传统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倒闭。网约车已经取代了出租车，传统出租车也主要从网上抢单，而且因为价格较贵而抢不过快车。线上支付工具取代了现金和信用卡，以至于人们出门不带现金毫无问题，不带手机却寸步难行。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往往以“共享”为标榜，其中有些还直接以基础设施提供者为公共形象。但这些平台企业实际上都是私营企业，其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普遍服务，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企业利润。所有这些当下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都会在学科视野的切割下被琐碎化并进而隐身化。本书则使得其中环环相扣的问题得以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再次，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本书实际上为数字科技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新一轮“大转型”提供了一种理论，并为其迈向更加公平、更能促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改革思路。在此，我是将它类比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大转型》分析了西方“市场社会”兴起后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系统的不断自我强化以及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与主宰，另一方面是面对市场的脱嵌和主宰而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数字经济仍未跳出这种“双向运动”的循环，而波兰尼本人早在1947年便指出：“如何在机器社会中组织人类生活是一个以全新的面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但本书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本书致力于“多重可能性空间”的发现和呈现，但多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多重可能性及其意义的人的存在。实际上，早期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构想者大多非常强调互联网的“创生性”，强调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个人通过与他人合作打造属于自己的创造力空间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比如，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提倡四种自由：运行程序的自由、学习程序如何工作的自由、改变程序的自由以及与公众分享结果的自由。但自由需要追求自由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就互联网时代的自由而言，人们需要驾驭齐特林所说的那种创生性的机器。这种计算机采用开源性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平台，个人电脑有什么功能，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设计，就像无线电爱好者自己组装的通讯设备一样。而整个互联网也必须是一个开源的创生性网络，每个人分散的创造性活动汇聚成社会生产，再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网络共产主义。但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会控制自己的电脑，他们更愿意使用一切都设计好的、所见即所得的操作界面，哪怕在此过程中丧失自己的自由和隐私。智能终端使得用户不用去考虑它的运行原理，不用去四处搜索和下载软件，而只用轻松地享受显示屏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乐趣。这显然给智能终端制造商和政府监视、追踪和操控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互联网生态：用户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去创造或控制任何事情，尽管不断发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抱怨，但满足乃至沉迷于技术掌控者为我们提供的便利。
我想，本书所缺失的，即探索多重可能性的人的教育问题，也正是它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有更多的读者能够将之作为提升自己“数字素养”的进阶读本，抑或它能进入各个学科学生的必读书目，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互联网构型并非必然，从而重获创新的自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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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数字经济和网络法治：互联网发展的“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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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互联网》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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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5-08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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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合作的互联网》是公共管理学者贾开与法学学者胡凌合著的一本书，是兼具基础性与前瞻性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直面数字社会基本事实，思考其中基本问题而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来想象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的开拓性著作。本书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以合作主义为主线勾勒出了互联网发展“另一条道路”的完整轮廓。“开放的数据访问”似乎是一根魔法棒，只要将它一挥，就能让隐藏在层层迷雾背后的神山显现出来。但本书明确指出：真正重要的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促进合作或竞争的具体机制。但对此展开深入探索的前提，却是承认合作作为另一条道路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为此，本书从互联网基础协议入手，展现了互联网发展的多重可能技术路径。进而，对多重可能路径的探索从技术延展到生产、组织和制度层面，系统描绘了在现实中已然存在但有待拓展、打通和夯实的“另一条道路”的地图。
其次是以互联网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现实为出发点，以其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区隔得零零碎碎的学科视角所建构的“问题意识”为着眼点，为我们理解互联网发展至今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变革及其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偏狭视野以及大局观的丧失是一个不断被谈论但很难被逆转的“现代性”问题。本书打通了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法学之间的人为壁垒，对互联网生态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这种全局观对于理解互联网这一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基础设施的基础。社交媒体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邮政和电信，如今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没写过信，接听的大部分电话也来自快递员和外卖小哥。视频App已经取代了电视，以至于很多老年人感到看电视变得很困难，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选台。电商平台已经碾压了传统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倒闭。网约车已经取代了出租车，传统出租车也主要从网上抢单，而且因为价格较贵而抢不过快车。线上支付工具取代了现金和信用卡，以至于人们出门不带现金毫无问题，不带手机却寸步难行。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往往以“共享”为标榜，其中有些还直接以基础设施提供者为公共形象。但这些平台企业实际上都是私营企业，其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普遍服务，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企业利润。所有这些当下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都会在学科视野的切割下被琐碎化并进而隐身化。本书则使得其中环环相扣的问题得以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再次，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本书实际上为数字科技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新一轮“大转型”提供了一种理论，并为其迈向更加公平、更能促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改革思路。在此，我是将它类比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大转型》分析了西方“市场社会”兴起后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系统的不断自我强化以及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与主宰，另一方面是面对市场的脱嵌和主宰而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数字经济仍未跳出这种“双向运动”的循环，而波兰尼本人早在1947年便指出：“如何在机器社会中组织人类生活是一个以全新的面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但本书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本书致力于“多重可能性空间”的发现和呈现，但多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多重可能性及其意义的人的存在。实际上，早期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构想者大多非常强调互联网的“创生性”，强调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个人通过与他人合作打造属于自己的创造力空间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比如，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提倡四种自由：运行程序的自由、学习程序如何工作的自由、改变程序的自由以及与公众分享结果的自由。但自由需要追求自由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就互联网时代的自由而言，人们需要驾驭齐特林所说的那种创生性的机器。这种计算机采用开源性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平台，个人电脑有什么功能，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设计，就像无线电爱好者自己组装的通讯设备一样。而整个互联网也必须是一个开源的创生性网络，每个人分散的创造性活动汇聚成社会生产，再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网络共产主义。但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会控制自己的电脑，他们更愿意使用一切都设计好的、所见即所得的操作界面，哪怕在此过程中丧失自己的自由和隐私。智能终端使得用户不用去考虑它的运行原理，不用去四处搜索和下载软件，而只用轻松地享受显示屏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乐趣。这显然给智能终端制造商和政府监视、追踪和操控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互联网生态：用户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去创造或控制任何事情，尽管不断发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抱怨，但满足乃至沉迷于技术掌控者为我们提供的便利。
我想，本书所缺失的，即探索多重可能性的人的教育问题，也正是它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有更多的读者能够将之作为提升自己“数字素养”的进阶读本，抑或它能进入各个学科学生的必读书目，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互联网构型并非必然，从而重获创新的自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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