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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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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 闫强乐
中国传统法多强调执法原“情”，此“情”，并非全指情理、人情，往往还意为“实情”，即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命案中，通过仔细侦讯，获得翔实案情，是实现法律正义的第一步。
清代时多年为幕的吴宏就处理过一起特殊的命案。该案“被害人”胡文孙，本系胡氏族人，是年二月初五夜里二更时分，其翻越寡居的胡氏之墙，敲击房门想要进入。胡氏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以为是歹徒闯入欲行不轨，慌忙从窗户跳出，大声呼叫救命。此时，恰逢保长胡弘宽与巡夜的更夫经过，听到呼救，胡弘宽等人即奔去相救。胡文孙本是族人，他若当时以乡音自报其名，束手就擒，也不会发生后来的命案，但他自知行为不端，又害怕暴露身份，遂口说官话，还威胁众人说“来一个死一个”。此种情形，更让胡弘宽等人确信他是贼盗，又担心还有同党，于是鸣锣召唤更多的族人来救，很快村族的众人围拢过来。胡文孙躲在院墙内，眼看着难以逃脱，即拆下门闩想要打出去，正中了胡弘宽的额头，他又被族人簇拥着向前，混乱中夺下门闩进行还击，夜里光线昏暗，又是互相信手乱打，不幸击中了胡文孙的头顶囟门，直到此时，族人们都不知道被打者是胡文孙。直至胡弘宽按住胡文孙之手，将其拖出门外，族人们就着火光仔细分辨，才认出他就是族人胡文孙。
夜已深，报官尚需天亮，胡弘宽与族人们就将胡文孙拖扯到宗族祠堂，怕他脱逃，胡弘宽用汲水的粗井绳将其紧紧绑缚，以待天亮后，再送去县衙惩治。不料，胡文孙本已经被殴伤重，再加捆缚动弹不得，即于五更时殒命。胡文孙虽然有错在先，但因在族人追捕中而受重伤，最终酿成命案，村族已经不能处理，遂被报至县衙。
县衙接案后，即提审了胡弘宽。在审问中，胡弘宽坚称自己并不是有意要致命，当时情况危急，又不知道他是族人胡文孙，夺取门闩乱打，失误伤其囟门。后来拖拽其出门，致多处擦伤，一直到有亮光处，才认出是族人胡文孙。主审的州县认为，胡弘宽等人殴打胡文孙致伤，拖拽其出门后认出，胡文孙已经身负重伤，循理不应该再担心其乘夜逃脱，胡弘宽等人却以粗井绳捆缚，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此外，胡文孙头顶囟门受伤殒命，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门闩殴击，而不是后来的捆缚，殴击在未捆缚之前，而捆缚在已经控制胡文孙之后，故胡弘宽虽本意在救人，但后续的处置失当。
依照清朝律例，“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皆勿论”。但在此一般规范之外，又规定有：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为了鼓励民间积极缉捕罪人，允许对拒捕者“格杀之”，但条件应该是“当场”，并且是在未能“拘执”之前，也就是犯罪人仍然存在人身危险性的情形下。一旦犯罪人受到控制，就不应该再肆意殴打杀伤，若拘执后擅杀的，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体现了捕罪治安与罪人基本权利两种价值的平衡，即缉捕罪犯虽然具有正当性，但人命至重，纵然有过错和犯罪嫌疑，仍应留待官方处置，缉捕的民人只能出于自卫而“格杀”，肆意擅杀是不允许的。
律意虽然如此，如何适用法律条文，还需要回到对案件实情的仔细辨析中。这里的关键是“拘执”，不可擅杀是在拘执之后。胡文孙之死，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胡弘宽混乱中击中其头顶囟门，自然是重要原因，但后续拘执后，不仅未及时救治，反而以井绳严加捆缚，更是其丧命不能忽视的因素。对照律例条文，胡文孙是在被拘执之后殒命的，虽然其后胡弘宽等并未再直接殴打，但前已重伤，加之井绳捆缚，最终导致了胡文孙的死亡，故此情形可以类同于“已就拘执而擅杀”之条文。也因此，主审的州县最终判处胡弘宽“已就拘执而擅杀至死律”，处杖一百，徒三年。
古今法律条文不同，但推其律意、精神，却颇有相通之处。正如吴宏在《纸上经纶》中所言，“命、盗二案，民命攸关，一有未确，则上干驳诘，往返解审途毙者有之，兔脱者有之。故盗案必赃经主人，命案必伤杖相符。即使罪当情真，落笔时尚宜审慎”。故处理命案，一是要“情实”，即仔细检视命案发生的客观事实；二是要“审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必须依据律例条文，审慎辨析，如此才能作出更为恰当的判决。胡文孙命案的正确处理，正是遵循了“情实”、审慎的原则，若没有对胡弘宽等先殴后捆之事实的详细了解，没有对律文“登时格杀”“拘执”原意的准确理解，正确的判决便无由得出。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现实生活中罪案越来越纷繁复杂，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陈述、各种证据常常真假难辨，想要接近客观真实往往难之又难。但是，面对刑事案件，特别是命案，司法者只要本着“民命攸关”的精神，努力地拨开重重迷雾，不懈地去追寻真相，同时能审慎地分析法律原意，正确地适用法律条文，就能够不断地接近正义。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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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吴宏审案中的法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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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8-0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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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 闫强乐
中国传统法多强调执法原“情”，此“情”，并非全指情理、人情，往往还意为“实情”，即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命案中，通过仔细侦讯，获得翔实案情，是实现法律正义的第一步。
清代时多年为幕的吴宏就处理过一起特殊的命案。该案“被害人”胡文孙，本系胡氏族人，是年二月初五夜里二更时分，其翻越寡居的胡氏之墙，敲击房门想要进入。胡氏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以为是歹徒闯入欲行不轨，慌忙从窗户跳出，大声呼叫救命。此时，恰逢保长胡弘宽与巡夜的更夫经过，听到呼救，胡弘宽等人即奔去相救。胡文孙本是族人，他若当时以乡音自报其名，束手就擒，也不会发生后来的命案，但他自知行为不端，又害怕暴露身份，遂口说官话，还威胁众人说“来一个死一个”。此种情形，更让胡弘宽等人确信他是贼盗，又担心还有同党，于是鸣锣召唤更多的族人来救，很快村族的众人围拢过来。胡文孙躲在院墙内，眼看着难以逃脱，即拆下门闩想要打出去，正中了胡弘宽的额头，他又被族人簇拥着向前，混乱中夺下门闩进行还击，夜里光线昏暗，又是互相信手乱打，不幸击中了胡文孙的头顶囟门，直到此时，族人们都不知道被打者是胡文孙。直至胡弘宽按住胡文孙之手，将其拖出门外，族人们就着火光仔细分辨，才认出他就是族人胡文孙。
夜已深，报官尚需天亮，胡弘宽与族人们就将胡文孙拖扯到宗族祠堂，怕他脱逃，胡弘宽用汲水的粗井绳将其紧紧绑缚，以待天亮后，再送去县衙惩治。不料，胡文孙本已经被殴伤重，再加捆缚动弹不得，即于五更时殒命。胡文孙虽然有错在先，但因在族人追捕中而受重伤，最终酿成命案，村族已经不能处理，遂被报至县衙。
县衙接案后，即提审了胡弘宽。在审问中，胡弘宽坚称自己并不是有意要致命，当时情况危急，又不知道他是族人胡文孙，夺取门闩乱打，失误伤其囟门。后来拖拽其出门，致多处擦伤，一直到有亮光处，才认出是族人胡文孙。主审的州县认为，胡弘宽等人殴打胡文孙致伤，拖拽其出门后认出，胡文孙已经身负重伤，循理不应该再担心其乘夜逃脱，胡弘宽等人却以粗井绳捆缚，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此外，胡文孙头顶囟门受伤殒命，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门闩殴击，而不是后来的捆缚，殴击在未捆缚之前，而捆缚在已经控制胡文孙之后，故胡弘宽虽本意在救人，但后续的处置失当。
依照清朝律例，“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杀之……皆勿论”。但在此一般规范之外，又规定有：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为了鼓励民间积极缉捕罪人，允许对拒捕者“格杀之”，但条件应该是“当场”，并且是在未能“拘执”之前，也就是犯罪人仍然存在人身危险性的情形下。一旦犯罪人受到控制，就不应该再肆意殴打杀伤，若拘执后擅杀的，仍然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体现了捕罪治安与罪人基本权利两种价值的平衡，即缉捕罪犯虽然具有正当性，但人命至重，纵然有过错和犯罪嫌疑，仍应留待官方处置，缉捕的民人只能出于自卫而“格杀”，肆意擅杀是不允许的。
律意虽然如此，如何适用法律条文，还需要回到对案件实情的仔细辨析中。这里的关键是“拘执”，不可擅杀是在拘执之后。胡文孙之死，是多重原因造成的。胡弘宽混乱中击中其头顶囟门，自然是重要原因，但后续拘执后，不仅未及时救治，反而以井绳严加捆缚，更是其丧命不能忽视的因素。对照律例条文，胡文孙是在被拘执之后殒命的，虽然其后胡弘宽等并未再直接殴打，但前已重伤，加之井绳捆缚，最终导致了胡文孙的死亡，故此情形可以类同于“已就拘执而擅杀”之条文。也因此，主审的州县最终判处胡弘宽“已就拘执而擅杀至死律”，处杖一百，徒三年。
古今法律条文不同，但推其律意、精神，却颇有相通之处。正如吴宏在《纸上经纶》中所言，“命、盗二案，民命攸关，一有未确，则上干驳诘，往返解审途毙者有之，兔脱者有之。故盗案必赃经主人，命案必伤杖相符。即使罪当情真，落笔时尚宜审慎”。故处理命案，一是要“情实”，即仔细检视命案发生的客观事实；二是要“审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必须依据律例条文，审慎辨析，如此才能作出更为恰当的判决。胡文孙命案的正确处理，正是遵循了“情实”、审慎的原则，若没有对胡弘宽等先殴后捆之事实的详细了解，没有对律文“登时格杀”“拘执”原意的准确理解，正确的判决便无由得出。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现实生活中罪案越来越纷繁复杂，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陈述、各种证据常常真假难辨，想要接近客观真实往往难之又难。但是，面对刑事案件，特别是命案，司法者只要本着“民命攸关”的精神，努力地拨开重重迷雾，不懈地去追寻真相，同时能审慎地分析法律原意，正确地适用法律条文，就能够不断地接近正义。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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