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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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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2021年12月19日，我有幸获得首届何华辉法学奖，在颁奖会上，我作了“何华辉宪法学的脉络与特色”发言，其中谈到我与何先生的学术缘分，以及何先生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1980年9月，我考进吉林大学法律系开启了大学生涯，从第二学期开始，跟随张光博老师学习宪法。当时围绕宪法修改，张老师结合理论与实践介绍了许多最新的观点，令我感受到宪法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紧密关联，体会到宪法学作为关乎共同体构建、国家治理之学的无穷魅力。1982年上半年，现行宪法的起草与讨论尚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在4月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前，许崇德老师与何华辉老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出版。很快，关注宪法修改进程的我就在长春的新华书店，用5角1分钱买到了这本书。这是我学习完第一学期中国宪法课程后完整阅读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虽然只有200多页，但这本书对于民主制度的论述是相当体系化的。它体现了人们对于新时期的宪法秩序与民主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宪法学人对于人民民主生活与国家制度建设的深刻思考。
2021年获得何华辉法学奖后，我开始系统地重新阅读何华辉先生的著作，但在书架中找不到这本书，我想大概是之前被同仁或学生借走，然后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学术漂流的行列。这些年人大法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都会收集一些图书馆的老旧书籍、重复图书、教授与毕业生捐赠的图书，统一整理，然后在新生入学后让全体师生自由取阅，令图书“漂流”。这既实现了对学术资源的有效利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让学术资源及其承载的意义流转，促进并维系我们的学术共同体。2018年，我的博士研究生钱坤在入学后不久的一次图书漂流中偶然得到这本书。因为他对宪法中的民主概念感兴趣，就把书取了回去。他很快发现这本书上有我的名字，是我大学时代的读物，就默默收藏了起来。
在一次和学生们谈及许崇德老师与何华辉老师的学术人生时，钱坤高兴地提到他藏有我的这本书。虽然他很想留下这本书，在网上又给我买了一本，但我还是要回了带有我笔记的原本。以这样一种方式失而复得，得以回顾自己40年前阅读前辈思想时的心情，我想这也是难得的学术缘分，与两位先生的缘分。这本书的扉页上不仅有我的签名，记录了我购买书的情形，书中还用彩色铅笔记下了许多笔记，夹有大量的心得体会。最近又重读了这本书，看到40年前书中记下来的密密麻麻的心得，确实感触很深，两位先生40年前写的书，对于我们思考当代宪法与民主关系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学习宪法之路，两位先生的民主思想也通过这本书指引我，让我持续关注宪法秩序与民主制度的规范构建。
（二）
从目前的文献看，本书的具体写作背景、分工以及两位老先生交流等情况并不清楚。根据这本书的序言、许老师的一些回顾等综合信息看，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出版这本书，可能有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两位先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何先生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右派”，对宪法秩序转型期的民主目标与价值有着深刻体验。许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对“文革”期间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也有反思与思考。基于对国家民主生活正常化，并通过宪法将民主法治化、制度化的学术理想，使两位先生把平时对民主的思考写成一本书。
二是随着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探讨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特别是宪法学界的学术热点。1980年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后，结合宪法修改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学界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为宪法的民主原则确立提供了学理支撑。特别是围绕宪法修改，人民对民主理论、民主制度等寄予期待，同时也引发不同的理解与争论。作为宪法学者，两位教授觉得有义务从宪法视角谈民主问题，把书名起为《宪法与民主制度》或许表达作者对民主的独特理解，即宪法学研究的民主是宪法内的民主，民主的宪法化是宪法学者回答问题。
（文章为作者在2023年3月26日《宪法与民主制度》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座谈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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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的缘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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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4-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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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2021年12月19日，我有幸获得首届何华辉法学奖，在颁奖会上，我作了“何华辉宪法学的脉络与特色”发言，其中谈到我与何先生的学术缘分，以及何先生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1980年9月，我考进吉林大学法律系开启了大学生涯，从第二学期开始，跟随张光博老师学习宪法。当时围绕宪法修改，张老师结合理论与实践介绍了许多最新的观点，令我感受到宪法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紧密关联，体会到宪法学作为关乎共同体构建、国家治理之学的无穷魅力。1982年上半年，现行宪法的起草与讨论尚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在4月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前，许崇德老师与何华辉老师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一书出版。很快，关注宪法修改进程的我就在长春的新华书店，用5角1分钱买到了这本书。这是我学习完第一学期中国宪法课程后完整阅读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虽然只有200多页，但这本书对于民主制度的论述是相当体系化的。它体现了人们对于新时期的宪法秩序与民主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宪法学人对于人民民主生活与国家制度建设的深刻思考。
2021年获得何华辉法学奖后，我开始系统地重新阅读何华辉先生的著作，但在书架中找不到这本书，我想大概是之前被同仁或学生借走，然后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学术漂流的行列。这些年人大法学院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都会收集一些图书馆的老旧书籍、重复图书、教授与毕业生捐赠的图书，统一整理，然后在新生入学后让全体师生自由取阅，令图书“漂流”。这既实现了对学术资源的有效利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让学术资源及其承载的意义流转，促进并维系我们的学术共同体。2018年，我的博士研究生钱坤在入学后不久的一次图书漂流中偶然得到这本书。因为他对宪法中的民主概念感兴趣，就把书取了回去。他很快发现这本书上有我的名字，是我大学时代的读物，就默默收藏了起来。
在一次和学生们谈及许崇德老师与何华辉老师的学术人生时，钱坤高兴地提到他藏有我的这本书。虽然他很想留下这本书，在网上又给我买了一本，但我还是要回了带有我笔记的原本。以这样一种方式失而复得，得以回顾自己40年前阅读前辈思想时的心情，我想这也是难得的学术缘分，与两位先生的缘分。这本书的扉页上不仅有我的签名，记录了我购买书的情形，书中还用彩色铅笔记下了许多笔记，夹有大量的心得体会。最近又重读了这本书，看到40年前书中记下来的密密麻麻的心得，确实感触很深，两位先生40年前写的书，对于我们思考当代宪法与民主关系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这本书让我走上了学习宪法之路，两位先生的民主思想也通过这本书指引我，让我持续关注宪法秩序与民主制度的规范构建。
（二）
从目前的文献看，本书的具体写作背景、分工以及两位老先生交流等情况并不清楚。根据这本书的序言、许老师的一些回顾等综合信息看，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前出版这本书，可能有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两位先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何先生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右派”，对宪法秩序转型期的民主目标与价值有着深刻体验。许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对“文革”期间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也有反思与思考。基于对国家民主生活正常化，并通过宪法将民主法治化、制度化的学术理想，使两位先生把平时对民主的思考写成一本书。
二是随着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探讨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特别是宪法学界的学术热点。1980年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后，结合宪法修改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学界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为宪法的民主原则确立提供了学理支撑。特别是围绕宪法修改，人民对民主理论、民主制度等寄予期待，同时也引发不同的理解与争论。作为宪法学者，两位教授觉得有义务从宪法视角谈民主问题，把书名起为《宪法与民主制度》或许表达作者对民主的独特理解，即宪法学研究的民主是宪法内的民主，民主的宪法化是宪法学者回答问题。
（文章为作者在2023年3月26日《宪法与民主制度》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座谈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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