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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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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在中国古代，婚姻诉讼可能是民事诉讼中最多的诉讼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仅在各类话本戏剧和笔记小说中，就记载了大量的婚姻诉讼的故事。然而，由于这类诉讼基本上都是由州县衙门审理的，因而很少被收入那些重要的案例集中，大量的是散见于地方的档案文书中，使人们很难了解其真实情况，以至于在一些法律史的书籍和相关文章中，都是通过援引戏剧小说中的故事来介绍这方面的诉讼。其实，在明清时期的讼师秘本中，就收录了不少州县衙门办理的婚姻诉讼案件，从中也可以了解这类诉讼的大概情形。
讼师秘本是一种“构讼之书”，它通过对大量的州县衙门办理案件的分析和介绍，传授诉讼知识和技巧。现存最早的讼师秘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萧曹遗笔》《折狱明珠》和《萧曹致君术》等，清朝的讼师秘本，如《法家新书》《刑台秦镜》和《法笔惊天雷》等，基本上都是明朝讼师秘本的延续和发展。讼师秘本中收录的婚姻诉讼案件类型有多种，但比较集中的主要是两类。
一是关于争婚及改嫁类的诉讼，这也是讼师秘本中最多的婚姻类诉讼案件。明清时期婚姻关系确立的基本凭证就是媒妁和聘仪，这也是州县衙门处理婚姻案件的主要依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户律·婚姻门》“男女婚姻”条都规定：缔结婚姻关系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但事实上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就说：“夫婚姻以媒妁为凭，亦有虽媒妁而实非媒妁者；以聘定为据，亦有虽聘定而实非聘定者。若皆执以为词，吾恐争端所自起，而伉俪亦终非佳偶矣。”
首先，一旦订立婚书，就表明婚姻关系确立，不得随意悔婚。在《折狱明珠》中，就有这样一起“告退亲”的案例：周璁之父与沈任之女桂英自幼定亲，后周璁之父去世，周璁嫖赌倾家，以致“产无寸土，瓦无片留”，沈任当然不愿意再将女儿嫁给他，便将周璁找来，要他写下退亲文书。周璁不干，一纸诉状告到了县衙。龚知县认为，沈任逼写退婚书，遣女另嫁，是“坏法乱纪”；纵使周璁没有出息，那也是桂英的命数，并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因此，拟判沈任徒刑（按照明清法律规定，徒刑以上的案件要报知府以上衙门判定），桂英则仍判给周璁为妻。而根据法律，沈任的行为属于“再许他人，未成婚者”，依法也就是杖七十而已。
但是，如果已经退婚并收回婚书，那么婚姻关系便不再成立。在《萧曹致君术》中，就记载了这样一起罗光告蓝龙夺妻案：罗光原聘吴中之女吴招使为妻，后又解除婚约，领回聘财，焚毁婚书，吴招使另嫁蓝龙，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后来罗光又去县衙控告蓝龙夺妻，县衙审理后认为，罗光已经焚毁婚书，同吴招使之间已无婚约，现在因自己贫困，想借此敲诈，因此判其杖刑。
当然，如果丈夫长期在外没有音信，妻子可以要求离婚，另行改嫁。清朝的新刻《法笔惊天雷》引条例规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事实上，并不一定逃亡，只要夫妻分居超过三年，就可以作为离婚改嫁的理由。在《折狱明珠》中就有这样一起案例：朱正娶韩女为妻，婚后夫妻反目，岳母将女儿接回娘家。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县衙判令韩女改嫁，后韩女另嫁他人。八年后，朱正又去县衙告岳母重嫁，县衙判韩女归后夫，财礼给还朱正。
此外，虽然法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要有婚书及私约，但如果私约缺乏证据，那么是否认可其婚姻关系就要看衙门的认定了。在《萧曹遗笔》中，就有这样一起“告重嫁”的案例：王某父亲生前曾与好友岳太割襟指腹为婚。后王父去世家贫，岳家将女儿另嫁富豪张丙为妻。王某不服，去县衙告状。但钱知县认为，当初订婚时并无媒人在场，而且“割襟无字，似难准凭”，但看在王某“贫不能婚”的份上，由被告给其白银十两作为补偿，岳女则判归张丙。
二是关于违律为婚的诉讼。明清法律关于违律为婚的行为规定是很明确的，如同姓为婚、尊卑为婚、居丧嫁娶等。凡是违律为婚的，不仅婚姻关系无效，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丈夫死后应服丧三年（二十七个月），如果丧期未满就改嫁的，要杖一百，并判其离异。在《折狱明珠》中，就有一起“告匿服嫁娶”的诉讼：某人侄子去世后，侄媳新寡，在舅舅主持下，嫁给了吕俊六。某人不服，要求县衙判其离婚。吕俊六则辩称自己对丧服未终之事并不知情。最终县衙依法判令两人离异。
而在明清时期违律为婚类型的案件中最为普遍、同时争议最大的，大概莫过于姨表（姑表）兄妹为婚，即通常所说的中表婚了。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中，这类中表婚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如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同林黛玉、薛宝钗。虽然从《唐律》开始，就明确禁止这种中表婚，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一直是有争议的。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注释中就认为：“唐初李义府为相，以法令禁止中表婚，此令后定为律，明清律尚存其条文，但实际上，此条文未实行于社会。”而从讼师秘本的记载来看，这类婚姻一旦告到衙门，是要依法追究责任，并解除其婚姻关系的。《折狱明珠》中就有一起“首亲属为婚”的案例：弟媳将次女许配给自己的内侄，但哥哥认为弟媳的行为违反了“舅姑姊妹，律禁成婚”的规定，向县衙举报。县衙认为，姑表兄弟姐妹之间“律禁成婚”，因此，不仅判其“离异，财礼入官”，而且还“依奸论，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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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讼师秘本看明清婚姻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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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4-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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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在中国古代，婚姻诉讼可能是民事诉讼中最多的诉讼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仅在各类话本戏剧和笔记小说中，就记载了大量的婚姻诉讼的故事。然而，由于这类诉讼基本上都是由州县衙门审理的，因而很少被收入那些重要的案例集中，大量的是散见于地方的档案文书中，使人们很难了解其真实情况，以至于在一些法律史的书籍和相关文章中，都是通过援引戏剧小说中的故事来介绍这方面的诉讼。其实，在明清时期的讼师秘本中，就收录了不少州县衙门办理的婚姻诉讼案件，从中也可以了解这类诉讼的大概情形。
讼师秘本是一种“构讼之书”，它通过对大量的州县衙门办理案件的分析和介绍，传授诉讼知识和技巧。现存最早的讼师秘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萧曹遗笔》《折狱明珠》和《萧曹致君术》等，清朝的讼师秘本，如《法家新书》《刑台秦镜》和《法笔惊天雷》等，基本上都是明朝讼师秘本的延续和发展。讼师秘本中收录的婚姻诉讼案件类型有多种，但比较集中的主要是两类。
一是关于争婚及改嫁类的诉讼，这也是讼师秘本中最多的婚姻类诉讼案件。明清时期婚姻关系确立的基本凭证就是媒妁和聘仪，这也是州县衙门处理婚姻案件的主要依据。《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户律·婚姻门》“男女婚姻”条都规定：缔结婚姻关系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但事实上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就说：“夫婚姻以媒妁为凭，亦有虽媒妁而实非媒妁者；以聘定为据，亦有虽聘定而实非聘定者。若皆执以为词，吾恐争端所自起，而伉俪亦终非佳偶矣。”
首先，一旦订立婚书，就表明婚姻关系确立，不得随意悔婚。在《折狱明珠》中，就有这样一起“告退亲”的案例：周璁之父与沈任之女桂英自幼定亲，后周璁之父去世，周璁嫖赌倾家，以致“产无寸土，瓦无片留”，沈任当然不愿意再将女儿嫁给他，便将周璁找来，要他写下退亲文书。周璁不干，一纸诉状告到了县衙。龚知县认为，沈任逼写退婚书，遣女另嫁，是“坏法乱纪”；纵使周璁没有出息，那也是桂英的命数，并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理由。因此，拟判沈任徒刑（按照明清法律规定，徒刑以上的案件要报知府以上衙门判定），桂英则仍判给周璁为妻。而根据法律，沈任的行为属于“再许他人，未成婚者”，依法也就是杖七十而已。
但是，如果已经退婚并收回婚书，那么婚姻关系便不再成立。在《萧曹致君术》中，就记载了这样一起罗光告蓝龙夺妻案：罗光原聘吴中之女吴招使为妻，后又解除婚约，领回聘财，焚毁婚书，吴招使另嫁蓝龙，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后来罗光又去县衙控告蓝龙夺妻，县衙审理后认为，罗光已经焚毁婚书，同吴招使之间已无婚约，现在因自己贫困，想借此敲诈，因此判其杖刑。
当然，如果丈夫长期在外没有音信，妻子可以要求离婚，另行改嫁。清朝的新刻《法笔惊天雷》引条例规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事实上，并不一定逃亡，只要夫妻分居超过三年，就可以作为离婚改嫁的理由。在《折狱明珠》中就有这样一起案例：朱正娶韩女为妻，婚后夫妻反目，岳母将女儿接回娘家。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县衙判令韩女改嫁，后韩女另嫁他人。八年后，朱正又去县衙告岳母重嫁，县衙判韩女归后夫，财礼给还朱正。
此外，虽然法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要有婚书及私约，但如果私约缺乏证据，那么是否认可其婚姻关系就要看衙门的认定了。在《萧曹遗笔》中，就有这样一起“告重嫁”的案例：王某父亲生前曾与好友岳太割襟指腹为婚。后王父去世家贫，岳家将女儿另嫁富豪张丙为妻。王某不服，去县衙告状。但钱知县认为，当初订婚时并无媒人在场，而且“割襟无字，似难准凭”，但看在王某“贫不能婚”的份上，由被告给其白银十两作为补偿，岳女则判归张丙。
二是关于违律为婚的诉讼。明清法律关于违律为婚的行为规定是很明确的，如同姓为婚、尊卑为婚、居丧嫁娶等。凡是违律为婚的，不仅婚姻关系无效，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丈夫死后应服丧三年（二十七个月），如果丧期未满就改嫁的，要杖一百，并判其离异。在《折狱明珠》中，就有一起“告匿服嫁娶”的诉讼：某人侄子去世后，侄媳新寡，在舅舅主持下，嫁给了吕俊六。某人不服，要求县衙判其离婚。吕俊六则辩称自己对丧服未终之事并不知情。最终县衙依法判令两人离异。
而在明清时期违律为婚类型的案件中最为普遍、同时争议最大的，大概莫过于姨表（姑表）兄妹为婚，即通常所说的中表婚了。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中，这类中表婚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如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同林黛玉、薛宝钗。虽然从《唐律》开始，就明确禁止这种中表婚，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一直是有争议的。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注释中就认为：“唐初李义府为相，以法令禁止中表婚，此令后定为律，明清律尚存其条文，但实际上，此条文未实行于社会。”而从讼师秘本的记载来看，这类婚姻一旦告到衙门，是要依法追究责任，并解除其婚姻关系的。《折狱明珠》中就有一起“首亲属为婚”的案例：弟媳将次女许配给自己的内侄，但哥哥认为弟媳的行为违反了“舅姑姊妹，律禁成婚”的规定，向县衙举报。县衙认为，姑表兄弟姐妹之间“律禁成婚”，因此，不仅判其“离异，财礼入官”，而且还“依奸论，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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