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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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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的选官标准与方式，大体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依据血缘姻缘的世卿世禄制度、战国秦朝依据军功的官爵制度、汉代依据品行的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依据门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依据官府考试的科举制度五个阶段，演进的原因既有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原因，也有选官制度演进本身的内在逻辑。
夏商周三代的选官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远近，夏商两朝史料有阙，周朝则相对较详备。武王克商后，受原始社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影响，因此，大搞宗法分封。史载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七十一国中受封的非姬姓贵族，大都与姬姓联姻，周朝达官贵人不是叔伯兄弟，就是甥舅表亲，周礼把这一标准概括为“亲亲、尊尊”（要亲近亲属，尊重在尊位的人）。诉讼首先考虑是否违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在认为符合宗法制度之后，再来考虑罪行大小、损害轻重，决定刑罚裁量。《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当然，关于周朝是否实行贵族世卿世官制度，学界存有争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著的《战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而在笔者看来，周朝去古未远，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奴隶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氏族部落的外壳没有扫除，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多种因素决定了周朝统治者必定选用自己的血亲姻亲之人管理国家，虽然周公也说过要选拔“成德之彦”，但这只是在血亲姻亲的小圈子里选拔相对有德有才的人，而非不论血缘关系远近，不论是否沾亲带故，否则，战国各国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任用客卿、立功人员，就无从谈起。
但春秋战国的事实告诉人们，周朝的世卿世禄制度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一是在争权夺利方面，血亲姻亲贵族是不择手段，随时撕下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的面纱，自相残杀；二是生而富贵，不思进取，能力低下。正如李斯所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史记·秦始皇本纪》）。
血缘姻缘靠不住，战国便转变为以军功、事功为标准选拔官吏。春秋时期晋国灭公族、按功行赏，开风气之先。到了战国，魏国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规定“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齐国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楚吴起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秦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按照军功授官予爵制度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到了汉代，军功爵制逐渐变质，由最初的反对世袭，逐渐变成了世袭。
因为世袭制度不会带来社会的发展活力，所以到了汉代，便实行主要依据品行标准的察举征辟。察举即选拔，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察举、征辟虽然方式不同，但标准都是所谓的品行。大量事实表明，道德品行须出自觉自愿，没有功利引诱，道德品行一旦功利化，即会变质。汉代把道德品行与做官相联系，最后就出现察举者以私意取人，“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以及士人虚伪投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培养了一批伪君子。
依据道德品行的察举征辟制度不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采取了依据门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即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主要依据门第高低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成了压抑、埋没人才的等级制度，因此，它必然被依据考试成绩为主要标准的科举制度所代替。科举制度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考试标准相对最为客观，所以它能行之1298年，且对欧洲文官制度的产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它到了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各种规定僵硬死板，命题内容狭窄，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
从依据血缘姻缘任官、到军功赐爵授官、又到品行察举征辟、再到门第高低授官，最后到科举考试任官，追求任官标准的客观化、可量化，防止任人唯亲、高下由心，则是贯穿古代几千年来选拔官员历史的一根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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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选官标准和方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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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0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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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的选官标准与方式，大体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依据血缘姻缘的世卿世禄制度、战国秦朝依据军功的官爵制度、汉代依据品行的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依据门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降依据官府考试的科举制度五个阶段，演进的原因既有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原因，也有选官制度演进本身的内在逻辑。
夏商周三代的选官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远近，夏商两朝史料有阙，周朝则相对较详备。武王克商后，受原始社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影响，因此，大搞宗法分封。史载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七十一国中受封的非姬姓贵族，大都与姬姓联姻，周朝达官贵人不是叔伯兄弟，就是甥舅表亲，周礼把这一标准概括为“亲亲、尊尊”（要亲近亲属，尊重在尊位的人）。诉讼首先考虑是否违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在认为符合宗法制度之后，再来考虑罪行大小、损害轻重，决定刑罚裁量。《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当然，关于周朝是否实行贵族世卿世官制度，学界存有争议。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著的《战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而在笔者看来，周朝去古未远，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奴隶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氏族部落的外壳没有扫除，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多种因素决定了周朝统治者必定选用自己的血亲姻亲之人管理国家，虽然周公也说过要选拔“成德之彦”，但这只是在血亲姻亲的小圈子里选拔相对有德有才的人，而非不论血缘关系远近，不论是否沾亲带故，否则，战国各国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任用客卿、立功人员，就无从谈起。
但春秋战国的事实告诉人们，周朝的世卿世禄制度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一是在争权夺利方面，血亲姻亲贵族是不择手段，随时撕下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的面纱，自相残杀；二是生而富贵，不思进取，能力低下。正如李斯所言，“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史记·秦始皇本纪》）。
血缘姻缘靠不住，战国便转变为以军功、事功为标准选拔官吏。春秋时期晋国灭公族、按功行赏，开风气之先。到了战国，魏国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规定“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齐国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楚吴起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秦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按照军功授官予爵制度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到了汉代，军功爵制逐渐变质，由最初的反对世袭，逐渐变成了世袭。
因为世袭制度不会带来社会的发展活力，所以到了汉代，便实行主要依据品行标准的察举征辟。察举即选拔，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察举制，初期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察举、征辟虽然方式不同，但标准都是所谓的品行。大量事实表明，道德品行须出自觉自愿，没有功利引诱，道德品行一旦功利化，即会变质。汉代把道德品行与做官相联系，最后就出现察举者以私意取人，“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以及士人虚伪投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培养了一批伪君子。
依据道德品行的察举征辟制度不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采取了依据门第高低的九品中正制。即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主要依据门第高低选拔官员的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成了压抑、埋没人才的等级制度，因此，它必然被依据考试成绩为主要标准的科举制度所代替。科举制度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考试标准相对最为客观，所以它能行之1298年，且对欧洲文官制度的产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它到了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各种规定僵硬死板，命题内容狭窄，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
从依据血缘姻缘任官、到军功赐爵授官、又到品行察举征辟、再到门第高低授官，最后到科举考试任官，追求任官标准的客观化、可量化，防止任人唯亲、高下由心，则是贯穿古代几千年来选拔官员历史的一根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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