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蒲晓磊
11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进行分组审议。
李宁委员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增加“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的阅卷权”，以保障当事人和律师有效参与诉讼。
杨晓超委员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有关规定。修正草案第三十五条第五款增加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建议进一步明确在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张勇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同案、分案制度。为了保证诉讼效率，增加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以同案处理为原则，分案为例外，明确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适合同案处理等可以分案的具体情形；同时规定，案件分案处理不得影响当事人相关诉讼权利。
邓秀新委员提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增加检察监督环节。建议在修正草案第七十五条中增加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拟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前书面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三日内提出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审查。”将“有碍侦查”的判断不再完全封闭于办案机关内部而纳入外部制约，是防止该制度继续异化的必要程序约束。
鲜铁可委员建议，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重点防范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现行立案监督偏重“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刚性不足，实践中少数案件混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边界，违规立案、查封、扣押，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建议在修正草案中明确检察机关对不当立案的监督程序，赋予检察机关要求说明立案理由、督促撤案的监督手段，健全及时跟踪纠正机制，守住立案关口，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史耀斌委员提出，在修正草案中增加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建议在第二章“侦查”中增设“数字侦查与电子数据取证”专节，规定有关流程和法律后果，同时明确大数据侦查、算法研判等新型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授权原则、审批机制和程序规范，从立法层面填补新型侦查行为的规范空白。在具体条文设计上，明确数字侦查适用于重大复杂犯罪或传统取证手段难以实现侦查目的的特殊案件类型，确立检察机关分层审批体制，规范措施使用程序，确立全程留痕和事后可核查机制，消除监督盲区。
黄明委员提出，修正草案第四十六条新增了被害人等相关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条款，与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九条作了衔接，进一步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本款设置的标准较单一，明确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才会提供援助。笼统的“其他原因”在执行操作层面易造成标准不统一，能否申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更好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尽量明确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定情形。
2026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