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椰子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诗经·召南·甘棠》中的这几句咏叹，是一曲中国早期法治智慧的序曲。西周召伯在甘棠树下听讼决狱，不扰民、不伤民，留下了“甘棠遗爱”的佳话。时光流转，至大唐盛世，这种“以礼为魂、以法为骨”的治理理念臻于化境，构建起“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完备体系。唐代的“棠荫遗风”，不仅是对西周礼法合治的继承，更为我们当下的法治建设，留下了一面温润而厚重的历史明镜。
律法入礼：条文里的道德温度
唐代的法治智慧，首先体现在立法者如何将冰冷的法条浸润于道德的温情之中。这种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更是治理哲学上的一次飞跃。
西周时期，“礼”与“刑”虽并行，却有着森严的阶层界限，后世常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概括该时期礼刑分治的特点。而唐代则在更大程度上融合了礼与法，通过编纂《唐律疏议》，确立了“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这意味着，法律不再仅仅是惩罚的工具，而是道德秩序的载体。正如《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乘舆服御物，持护修整不如法者，杖八十”，这看似严厉的刑罚，实则蕴含着“礼者，天地之序也”的伦理要求，将尊卑有序、恪尽职守的礼仪规范，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底线。
这种“礼法交融”的立法技术，让法律拥有了灵魂。它延续了召伯在甘棠树下那份“为民”的初心，使法律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凝聚道德共识的重要工具，而非单纯的暴力机器。唐代立法者深知，法律若失去了道德的支撑，便如无根之木，难以长久；道德若缺乏法律的保障，则如镜花水月，难以落实。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筑牢了大唐盛世的治理根基。
情理之间：司法中的审慎之光
唐代的司法实践，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份“明德慎罚”的审慎与仁心。在那个时代，司法官们手中的判笔，衡量着罪与罚，也掂量着生与死、情与理。
西周𪝝匜铭文记载的“牧牛案”，展现了“慎罚”的早期智慧；而唐代的司法官们，则将这种智慧推向了高峰。史册中，徐有功的名字熠熠生辉。武则天时期，他出任司刑丞，力挽狂澜于既倒，被后世誉为古代法官的典范。
在“颜余庆案”中，酷吏欲借谋反大罪诛杀颜余庆。徐有功细究案情，发现颜余庆仅与李冲有债务往来通信，并未参与核心谋划。在那个“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恐怖氛围中，徐有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依据《永昌赦令》中“魁首”与“支党”之别，力排众议，判定颜余庆为从犯，最终说服武则天改判流放，避免了一场滥刑伤民的悲剧。
戴胄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唐太宗曾下诏，官员诈冒资荫而不自首者处死。后来查获一名诈伪选官，太宗意欲按敕令将其诛杀。戴胄顶住皇权压力，提出敕令出于一时喜怒，而法律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的根本，坚持依法判处流刑。这种在权力面前不低头、在法理面前不动摇的风骨，正是“甘棠遗爱”在唐代司法领域的生动投射。
贤官治世：德政与法治的同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唐代德法共治的落地，离不开一批兼具法治素养与道德情操的“贤官”。他们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道德的化身。
狄仁杰便是其中的典范。在“权善才、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案”中，唐高宗因二人误砍昭陵柏树而震怒，下令处死。狄仁杰据理力争，指出按照《唐律疏议》，盗伐园陵草木罪仅处徒刑，罪不至死，若因一棵树而杀两位忠臣，不仅违背法律本意，更会损害皇帝的圣明。
狄仁杰劝谏高宗时的那番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这番义正辞严的辩护，既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又以道德劝诫避免了君主的决策失误。最终，唐高宗的怒气消了，权善才等人的命保住了。这不仅是法律的胜利，更是理性的胜利。
狄仁杰不仅严格依法断案，更注重以道德教化化解民间纠纷。这种“执法为民、以德立身”的风范，让“甘棠遗爱”的精神在大唐疆土上生根发芽，成为后世官员效仿的标杆。
棠荫遗风：中华法系的文化底色
从西周的“蔽芾甘棠”到唐代的“棠荫遗风”，中华法系中“德法共治”的理念一脉相承，从未断流。唐代将“礼”与“法”、“德”与“刑”结合得如此紧密，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治理格局。这种格局深刻揭示了一个朴素的哲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礼法交融、德刑并举的治理智慧，滋养了华夏数千年的政治文明，也让“甘棠遗爱”的故事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符号。
甘棠树下所承载的，不仅是召伯一人的勤政仁心，更是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在唐代，这份追求通过精密的法典编纂和贤臣的司法实践得以具象化。它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治理，都不能失却对人性的体察、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礼义廉耻的守护。那些镌刻在青史中的名字，徐有功、戴胄、狄仁杰，他们或许不曾预知千年后的世界，但他们凭借对法律的赤诚和对道义的坚守，已然为后世构筑起一座灯塔。这灯塔的光芒，穿过历史的烟云，依旧温润而坚定，如同一棵永不凋零的甘棠，荫庇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2026年0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