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中理解法治

　　□ 陈燕晴

　　热播剧《重器》刚刚收官，这部年代法治剧没有回避我国法治发展中的曲折，融入了许多真实案例。它引发了笔者的思考——重提过去的司法难题，会不会影响人们对法治的信心？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该如何被历史叙述安放？这部剧能够直面法治历程中的弯路，本身意味着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用“佳肴的历史在厨房”来比喻法治的成长过程，采买、清洗、烹饪的过程难免粗糙狼藉，但食客只看得到成品。《重器》将观众带入法治的厨房，剧中的观念碰撞正是后厨的景象。如果只是习惯于品尝端上桌的精致大餐，很少走进后厨看一看，就会惊讶于油烟味和案板上的血迹。这种震惊是理解真实法治史必需的第一课。
　　沿着《重器》的演绎回顾过往案件时，一个容易产生的误区是站在现有的法治观念上简单评判过去。这部剧的深度在于它启发观众进一步分析弯路背后的原因，思考那些今天看来有违程序正义或实体正义的做法，为何在当时出现且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认同。
　　置身事内来看，法治并非真空中的存在，它处在具体的社会观念、治理形势和历史条件之中。剧中的乔至良案等案件折射出了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即道德责难与法律责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难以清晰分开。司法所面对的不只是抽象的、固定的法条，还包括一个时代关于善恶与秩序的集体认知。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人口流动加快、治安压力突出，从重从快的司法政策因而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在这种时候，疑罪从无、罪刑相适应这些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原则，未必天然能够得到公众理解。通过钱兴良案等案件，《重器》呈现出了真实而复杂的司法实践现象。例如，对于一个被大众认为是“坏人”的嫌疑人，坚持证据不足便不能定罪，有时反而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在陈一众等主角团的经历中，观众发现法治不是把一套正确理论写进法条再照章执行。很多原则产生、落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与既有观念、治理需要乃至公众正义感不断磨合的过程。法治原则最需要被坚持的时候，往往也正是坚持它最困难的时候。
　　法治进步叙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历史总体的进步与个体的遭遇？对此，剧中陆则铭有一个尖锐的追问：法治进步总有代价，但谁愿意成为那个代价？对具体个人而言，被错误定罪、被剥夺自由、被时代裹挟的人生，不会因为后来制度有所进步就变得“值得”。我们必须区分解释代价与正当化代价，理解法治进步所处的历史土壤，不等于替走过的弯路开脱。
　　《重器》的发问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剧中的回答揭示了法治自身如何将这些代价转化为制度经验，使后来者不必一次次成为同样困境的承担者。
　　“佳肴的历史在厨房”，法治的历史却不止于公检法机关。在法治走向完善的过程中，那些制度尚未定型时的试错、观念的冲突、权力边界的模糊等思想争鸣确实存在于相对封闭的专业场域里。但法治逐步走向成熟时，它就从“厨房”端出来的成品走向了公共空间共同的创造物，不再只是法律人关起门来研究的学问，而是每位公民都能参与且必须参与讨论、监督、维护的共同事业。
　　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以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书写时代留在个体身上的伤痕，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近半个世纪以后，《重器》以另一种方式触碰历史伤痕，它把法治进程中的曲折与个体付出的代价搬上了荧幕。三十多年前，人们首先要争取的是让伤痕被看见。如今能够重新讲述这些不轻松的历史，则意味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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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器》更进一步启发观众思考，如何从这些伤痕中理解法治？面对历史时，我们不能只保留、只看到最终取得的成果，也要看到这些成果是从怎样的道路上走来的。影片展现出旧的社会观念如何进入司法判断，治理压力如何影响法律的运行，个案中的错误如何暴露制度的问题，而新的原则又怎样在争论、纠错和实践中逐渐确立。它通过呈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犹疑和冲突，提示观众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法治秩序，并非天然如此、一步到位。
　　由此，我们能够重新回答“迟到的正义是不是正义”等问题。一些静止的观点要求正义在某一个时刻得到一个正确结果。然而从动态的观点来看，正义表现为发现错误、承认错误、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法治难以保证时刻完满、从未出错，但它具备在曲折中进步的能力。
　　一个有底气的社会，不需要通过证明自己从未走错路来维护信心。不回避事实，解释为什么会走弯路，又能够说明后来怎样校正方向，或许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历史态度。
　　回望曲折还有一层更现实的意义。治安焦虑、群众情绪、道德难题等问题，不会因为某个历史阶段结束就消失，治理的挑战将持续以不同形态出现。当每一次现实压力袭来时，它提醒我们那些曾经付出的代价，要求我们勿忘此时此刻的法治权利与义务。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化专业博士生）　　
制图/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