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庭施策”走出差异化路径

□ 本报记者　　　　 张海燕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

　　2026年5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奉城人民法庭、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陈家镇人民法庭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
　　一家以“新红炉”党建为引领，用驻庭调解室撬动道交纠纷多元化解；一家扎根世界级生态岛，以生态司法专业化守护上海“绿肺”。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两家法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生动诠释了上海法院“因庭施策”的创建思路——让不同区位、不同禀赋的法庭各显其能，走出差异化路径，共同给出超大城市治理的“枫桥”答案。
　　2026年6月30日至7月1日，《法治日报》记者蹲点采访两家法庭，试图解锁这份“首批”背后的创建密码。
顶层设计不搞“一刀切”
　　上海是一座拥有2400余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地域开阔，社情复杂，矛盾纠纷类型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化解难度攀升。人民法庭，正是司法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
　　在这座城市的肌理深处，39家人民法庭星罗棋布，包括7家城区法庭、1家乡村法庭和31家城乡法庭。有的坐落在繁华的陆家嘴，有的位于偏远的海岛乡村，更多的是分布在城乡接合区域，区位不同，矛盾各异，治理重点自然不能是一种模型。
　　202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目标要求，为全市39家人民法庭清晰擘画“路线图”。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确，不能搞‘一刀切’。”上海高院民事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执行裁判庭）庭长羊焕发说，“必须在统一框架下，引导各法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探索特色化创建路径。”
　　创建工作启动后，上海高院先后组织动员会、研讨班、推进会等系列活动，围绕核心议题开展交流研讨。2024年下半年，各项创建工作落地见效、成果逐渐显现，上海高院针对在创建过程中表现突出的10家人民法庭进行重点培树。
　　“目的就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更多法庭生根发芽。”羊焕发说。
　　经过两年的精耕细作，奉贤法院奉城人民法庭和崇明法院陈家镇人民法庭脱颖而出，入选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式人民法庭”。前者探索党的建设与审判实践深度融合，后者在守护绿色发展中亮点频出，两家法庭虽然路径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枫桥经验”在超大城市落地生根。
党建业务融合解民忧
　　采访期间，记者走进奉城人民法庭“道交事故涉保纠纷驻庭调解室”（以下简称道交调解室）。
　　一张圆桌，五六把椅子，墙上清晰地列出各项赔付标准。当事人一进门，便心中有数。这间调解室，正是“新红炉”党建品牌炼出的一道实招。
　　奉城人民法庭始建于1956年，位于中共奉贤县委发源地，厚重的红色血脉流淌在法庭七十载岁月中。除传统案件外，它集中管辖奉贤全区道交纠纷。近年来，法庭以“新红炉”党建品牌为引领，将“进红屋”淬炼的初心、“建红炉”锻造的队伍、“走红路”延伸的治理，扎扎实实体现在每一起道交纠纷中。
　　记者在调解室采访时，奉城人民法庭庭长张慧介绍了这样一起案件。2026年5月10日下午，李京（化名）骑电动车沿奉贤区东穗路自北向南行驶，与骑电动车正准备过路口的张东（化名）发生碰撞，双方均受伤。事故责任认定李京全责。因迟迟未获赔偿，张东起诉至奉贤法院。案件随后进入奉城人民法庭“道交调解室”。
　　调解员滕志清向张东释明法律依据，引导合理预期。保险公司驻庭调解员帮助李京分析诉讼风险与成本。几轮协调后，张东作出适当让步，李京当场支付赔偿，纠纷当即化解。
　　“这是我们‘建红炉’的一个具体实践。”张慧介绍，随着涉道交案件逐年增长，2024年，法庭联合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设立驻庭调解室，平安保险专职调解员入驻。党员法官带头，建立起“调解—司法确认—保险赔付”一站式闭环。
　　过去，道交案件要经庭审、调解、保险审批，少则几天，多则数周。如今，当事人当场就能拿到解决方案，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纠纷化解在前端。
　　“我们派了善于调解协调、有一定权限的专职调解员，和法官一对一对接，确保调解原则和标准统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栋告诉记者。
　　先行调解之外，法庭同样注重前端预防，这正是“走红路”支部联建的延伸。法庭与交警支队联发道交案件白皮书，梳理裁判规则；制作通俗口袋书，投放到综治中心、交警窗口和保险公司，增强群众法治意识；选取典型案例开展巡回审判，把法庭搬到家门口，力求“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张慧介绍，调解室成立以来，调解成功率从56%跃升至80%。从驻庭调解到普法预防，从个案化解到多元解纷，“新红炉”党建品牌，正是这背后持续发力的源泉。
巡回审判开到横沙岛
　　夏日的崇明岛，细雨绵绵，海风习习，满目葱茏。
　　在中华鲟梦园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记者见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盲盒普法”。陈家镇人民法庭法官曲翔随机打开一个“法治盲盒”，里面是一张绿色渔网。
　　“这是地笼，老百姓常说的‘绝户网’，网眼极小，幼鱼一旦进入便难以逃脱。”曲翔手持渔网，娓娓道来。生态保护红线，在互动中入了脑、进了心。
　　陈家镇人民法庭毗邻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除辖区民事案件外，自2023年起，它集中管辖崇明全区的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打造专业化生态法庭，是该法庭最鲜明的标签。
　　“我们依托院校合作，建立上海法院首个涵盖法学和技术领域的生态环境审判咨询专家库，选任专家陪审员、选聘技术调查官、引入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提升环资审判质量，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凝智聚力。”陈家镇人民法庭庭长王彪说。
　　与此同时，陈家镇人民法庭与辖区3个镇53个村居建立“点对点”联络机制，构建“村居—乡镇—人民法庭”三级纠纷预防化解网络，把庭开到案发地，联合渔政、林业等部门以案释法，让法治观念真正延伸到田间地头。
　　村民黄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便是一个生动缩影。明知长江水域十年禁渔，黄某某仍在码头旁使用钩刺耙刺非法捕捞，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考虑到他是再犯且有前科，我们决定在案发地横沙岛开展巡回审判，数十位村民到场旁听。”王彪说，法院审理后认定其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其认罪认罚、悔罪表现良好，依法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法官联合检察官讲解典型案例，又开展了“盲盒”普法。
　　“环资案件中，多数人对捕猎鱼类、鸟类的行为认识不足，巡回审判通过解决一个个案，明确一类行为的法律边界，为群众潜在违法行为提供预警，从源头减少此类行为发生。”王彪说。
　　数据印证了成效。陈家镇人民法庭集中管辖环资案件以来，非法捕捞类刑事案件下降约三成。一个源头预防、过程严管、损害严惩、修复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悄然成形，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注入坚实的司法力量。
　　“随着时代发展、形势变化，人民法庭职能作用被赋予更丰富的时代内涵，承载着更重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上海高院副院长王光贤说，“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锚定职能定位，坚守司法初心，勇担时代使命，探索符合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贡献源源不断的人民法庭力量。”

点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光贤：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其39家人民法庭形态各异、类型多元。在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过程中，上海法院坚持不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因庭施策”，走特色化发展之路。这是立足人民法庭发展实际作出的路径选择，也是推进基层精准治理的必然要求。
　　科学锚定功能定位，鼓励各人民法庭激活独特优势。比如，浦东法院以“浦法新枫”品牌统筹9家人民法庭，探索联通国内国际、融合城区城镇乡村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青浦法院青东人民法庭紧扣快递物流总部集聚特色，联手行业协会设立治理实践基地，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形成多点联调的格局；嘉定法院嘉北人民法庭面对农村、城镇与数字产业园区交融的复杂格局，深化多元共治解纷机制。“因庭施策”不是口号，已成为治理自觉。
　　构建“高院统筹、中院衔接、基层院落实”的三级联动体系，全市人民法庭形成了各具特色、成果显著的基层实践样本。比如，奉贤法院奉城人民法庭以“新红炉”党建促业务，道交纠纷驻庭调解室调解率从56%升至80%；崇明法院陈家镇人民法庭与53个村居建立“点对点”联络，织密“村居—乡镇—人民法庭”三级预防化解网络。两个法庭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
　　创建成效正从“盆景”走向“风景”。全市人民法庭全面对接综治中心，实现了基层治理平台的全覆盖，夯实了整体工作根基。
　　在这一框架下，各区法院结合自身特点，在不同方面大胆尝试。比如，在数助治理方面，松江法院佘山人民法庭借助上海法院全流程智能审判辅助系统，研发“遗漏保险人提示预警”场景，累计推送提示1834条，助力法官及时发现遗漏主体；在指导调解方面，宝山法院月浦人民法庭推出调解“剧本杀”沉浸式培训，让人民调解员更直观掌握矛盾纠纷化解技巧；在普法创新方面，上海高院打造“沪尚新‘枫’景”品牌，组织法治观察团体验“板凳法庭”、感受涉外商事解纷、开启禁渔“普法盲盒”，让法治可触可感。
　　上海法院将认真落实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从战略融入、治理赋能、科技支撑、人才锻造四维深化人民法庭工作。深度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跳出就案办案；推动巡回审判有效赋能基层治理；让司法大数据成为“预警雷达”和“决策参谋”；把人民法庭打造成青年干警历练成长的基地。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民法庭布局更优、功能更准、基础更实、队伍更强，做实定分止争、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城乡发展、保障社会安宁，成为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坚实支点，为新时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