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折射中华苏维埃民主法治精神

　　《红色中华》作为政府机关报，曾对苏维埃政府法制事业的建设过程进行细致报道，成为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制度、条例以及案例的重要渠道

　　□ 李栋 李明轩

　　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摸索和尝试，法制建设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治国理政的最初尝试。《红色中华》作为政府机关报，曾对苏维埃政府法制事业的建设过程进行细致报道，成为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制度、条例以及案例的重要渠道。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机关报
　　1930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为了宣传大会的召开情况，《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顺势创刊。
　　《红色中华》在第1期的发刊词中，提出其作为机关报的三大工作目标：一是让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要求；二是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找出正确的工作方法，建立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三是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阴谋，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方法，成为苏维埃运动勇敢的战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实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制体系初步形成，改变了之前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基础薄弱的状况。《红色中华》通过《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临时中央政府训令》等栏目公开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和决议的文本。报纸还不时发表对国家政策、法律的解读与解释，设置有《问题与解答》《法令的解释》等栏目，并通过《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审判纪实》等栏目，对司法程序与法院判例进行公开。
法制栏目的内容与特点
　　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工作经验，重新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出修改。报纸于第149期公布了修改后的宪法全文，在特刊中刊登了《闭幕前夜的会议情形：项英同志关于宪法的报告》，证明了宪法的正确性，以及宪法修改的科学性，并进一步阐释了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令，说明了苏维埃的政纲、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苏维埃革命的性质、苏维埃的组织、苏维埃政府的产生法以及其他内容。
　　《红色中华》用了较多版面解释选举法中的术语，解答人民疑惑，保证选举程序的正确开展。《红色中华》1933年第126期登载了梁柏台对选举法中关于候选名单与选民名单的名词解释。陈毅在1932年《苏维埃建设》里发表文章提出江西全省选举时太过沉寂，江西省于1933年刊登文章对此作出反思。邓颖超曾撰文《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指导各省妇女参与选举工作，《红色中华》第130期刊登党中央的通知，指导妇女同志广泛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红色中华》于1931年第2期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下简称《婚姻条例》）文本，并刊登了随后修正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针对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项英刊登文章从立法精神的角度充分阐述了《婚姻条例》的立法目标是扫除并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解放妇女，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男女双方之间。1934年刊登的《现在说苏维埃婚姻制度》揭示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对妇女的枷锁，更说明了苏维埃婚姻制度的优越性、工农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在刑事立法方面，《红色中华》1931年第3期公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创建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1934年第176期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同版还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公布，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规范了苏维埃执法机关的行为，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红色中华》于1933年公布了当年司法人民委员部对工作的总结，显示出当年司法工作的大致组织情形，以及对群众进行法律教育的成果。
　　《红色中华》设置有《苏维埃法庭》专栏，刊登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以及各地方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判决书。《红色中华》第75期公示判决，对摧残屠杀工农的头目予以严厉制裁，同版公布江西省裁判部根据胜利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进行调查后宣判死刑。1934年刊登政府对在瑞金壬田区宣传封建迷信，蛊惑群众骗取金钱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的新闻。
　　《红色中华》设置有《无产阶级的铁锤》栏目，通过人民投稿与批评的形式介入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对犯罪行为进行揭露。如1933年《红色中华》第86期曝光江西省木船工会委员长等人私吞伙食、不务正业等行为，同版还对政府官员打骂妻子的家暴行为进行了批评检举。
成功达成三大工作目标
　　《红色中华》第2期刊登征稿启事，列出征稿文章的内容、署名要求，鼓励各部门军民踊跃投稿和订阅报纸。1933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等发布通知，强调报纸应进一步建立良好的通讯网与发行网，通讯员应深入群众，发展通讯网络到下层群众中去，从人民中广泛收集消息，帮助报纸的推销，争取广大的读者。
　　《红色中华》用语贴近人民、易于阅读，尽可能地贴近群众文化水平、贴近生活。报纸在形式上也多用图画宣传革命工作，例如以漫画形式生动地展示了贪腐的罪恶和苏区反贪腐的决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实施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颁布了劳动法、婚姻法等多部法律。苏维埃时期，法律的立、改、废是通过总结工作经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向人民解释科学性之后公布完成的，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红色中华》等相关机关报的存在，拓宽了汇集民意的渠道，有力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参与法制建设、民主革命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苏维埃时期是党和人民都极为艰难的时期，既要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的白色恐怖，也要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苏区借助《红色中华》，将党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关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并详细指导群众如何开展生产，如何进行救灾活动。苏区也借助《红色中华》，发现了党内的不良风气，取计于民，将人民群众作为协商主体和监督主体，清除了贪污腐败分子。
　　苏维埃时期，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为扫除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中央政府借助宣传品，如传单、标语、画报等和演讲员的讲演，深入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红色中华》还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让人民群众了解自身权利、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红色中华》通过媒体报道，同时普及了文化教育和法律教育，是文化建设与法制建设相辅相成的生动彰显。
　　《红色中华》于1937年改为《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继续秉持扎根群众的思想，不断为革命法制事业发光发热。
　　从历史进程来看，《红色中华》成功达成了其发刊词所提出的三大工作目标，充分展现了苏维埃时期政府如何进行法律公开、法律解释，如何开展法治宣传，如何以文化宣传推动法治建设，如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其所蕴藏着的民主法治精神内涵与独有智慧，值得如今的法制建设不断挖掘、学习和借鉴。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25级博士研究生）
漫画/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