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中国古代民本观念的法律化

　　□ 郝铁川

　　笔者过去以为，中国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念，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而没有制度化。近来，经过和古代法律相对照，发现并不是这样，许多民本观念确实法律化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本观念认为“为官不与民争利”“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意思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官员不得侵占老百姓的田地。
　　官员不得霸占公田和私田。《唐律·户婚律》“妄认公私田”条规定，凡是擅自把公田或别人的私田归为自己所有，以及私自非法调换或卖给别人的，一亩以下杖责六十，满五亩加一等；超过杖打一百后，十亩加一等，最高处以二年徒刑。
　　官员不得侵夺百姓田地。《唐律·户婚律》“官员侵夺私田”条规定，凡担任官职者侵夺私田的，侵夺一亩以下杖责六十，三亩加一等；超过杖一百后，五亩加一等，最高处以二年半徒刑。侵夺园圃地，加重一等处罚。
　　第二，民本观念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要求官员不得在经济上欺压百姓。为此，古代法律作出了许多规定。例如：
　　监临（有监督管辖权）官员不得在自己的管辖区内私自役使被管辖的人。《唐律·职制律》规定，凡监临官员私自役使被监临人，以及借用监管范围内的奴婢、牛马、骆驼、骡、驴、车船、磨坊和旅店之类，各自计算工价及租金，以接受被监临人财物罪论处。如果监临官员有喜庆、丧事，借用役使被监临人，不得超过二十人，每人使用不得超过五天。借用被监临人的钱做买卖盈利及拖欠价款不偿还的，依坐赃罪减二等处罚。
　　监临官员的家人，也不得倚仗权势在管辖区内向包括民众在内的人接受财物、讨要财物、向人借贷、役使他人、经商等。《唐律·职制律》规定，凡是有监督管辖权的官员家里的人，在管辖区域内有接受财物、讨要财物、向人借贷、役使别人、做买卖赚钱等行为，家人要比官员本人犯这些罪减二等处罚；监临官员知情的，则和家人同样处罚，不知情的比照家人减五等处罚。
　　官员和地方豪强不得仗势向人索取财物。《唐律·职制律》规定，凡凭借官威权势以及仗势横行的人向人索取财物的，依坐赃罪减一等处罚；带领人去索取或征收送交财物的，依从犯论处。
　　第三，民本观念认为“公平者，职之衡也”（公平是职责的标准）、“收孤寡，补贫穷”（收养孤儿寡妇，补助贫穷的人）、“相地而衰征”（观察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情况决定征收赋税的多少），因此，官员在向百姓摊派赋役时要依法、公平。
　　官吏不得随意免除赋役。《唐律·户婚律》“应免除赋役而不免”条规定，应该免除赋役而不免除，不应免除却免除的，官员处二年徒刑。如果官吏在小徭役的给免上犯罪的，处以笞打五十。
　　官吏不得随意摊派、增加赋税徭役。《唐律·户婚律》“派征赋役不均平”条规定，凡派征赋税徭役违反规定及不均平，杖责六十。如果不按规定而擅自征收赋税，及应征收赋税而擅自增多，非法所征财物归公家的，计算擅自征收的数额以坐赃罪论处，未归公家的，以受财枉法罪论处，要判死刑的，处加役流。
　　第四，民本观念认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应该以“六礼”行之，不得强娶逼嫁。因此，官吏不得利用权势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娶民女为妾。
　　官吏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娶民女为妾。《唐律·户婚律》规定，凡监临官员娶被监督管辖者的女儿做妾的，杖责一百；如果是为亲戚娶的，也同样处罚。如果是官员但不处在监督管辖地位的，减一等处罚，对女家不处罚。《大明律·户律·婚姻》规定，作为地方官的“亲民官”不能和任职地方百姓结婚；作为监临官的上级官员不能娶下级官员，以及有公事往来人员的妻妾、家人。违反了这项规定，就触犯了法律，属于犯罪行为，杖责一百。《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亦规定，各府、各州、各县的地方官员，不得迎娶任职所在地的民女，否则，朝廷要责打八十大板。莅临监管的官员，不得迎娶监管地区的民女，否则，朝廷要责打一百大板。不单单是官员要受到严惩，女方也一同受罚。受罚后，还要“棒打鸳鸯”，让两人离异。如果官员给了彩礼之类，全部没收充公。晚清时期，在大兴县民妇王石氏的撮合下，广东武举徐朝泰的妻子徐谢氏谎称自己的丈夫死了，被卖给顺天府粮马通判孙怀汾为妾。事情暴露后，孙怀汾本是不明真相者，但仍然被吏部以违反《大清律例》为由，降级留用。
　　第五，民本观念认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明清时期内乡县衙楹联）因此，明朝特别法《大诰》允许百姓把欺压百姓的官吏及豪强绑赴京城，交给朝廷依法处置。
　　《大诰》规定除准许百姓赴京告发外，还允许他们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各地关卡也当“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名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在《大诰》的“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人，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但赏了陈寿六等人，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若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
　　因此，古代“民为贵”既是一种观念，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法律化。
　　（作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