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黄金干预期别让“再等等”成为遗憾

　　□ 陈婧宇

　　我是一名青少年心理咨询师，也是一名家庭心理咨询治疗师。从业八年来，我在咨询室里，聆听许多家长讲述孩子的故事，也陪着他们一点点找回家庭的温暖。我自己还有一个鲜少提及的身份：一名7岁重度孤独症孩子的妈妈。
　　这样的多重身份，让我对孤独症“早筛早干预”这五个字的理解，远比书本上的定义要沉重得多，也真实得多。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家庭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这份压力往往又会反过来加剧孩子的困境。接下来，我讲述两个家庭的故事，期待能带给读者一些思考。
　　第一个孩子叫小辉。6岁那年，他被诊断为轻度孤独症谱系障碍（一般指孤独症）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实际上，在被诊断之前，异常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他精力旺盛，喜欢各类新鲜事物，但是都很难保持长久。看书学习时，他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超过5分钟。他善于独处，一个玩具能玩很长时间，有着极强的秩序感，但凡混乱就会导致他的情绪崩溃。
　　但他的家人总认为医生小题大做，觉得“男孩子调皮一点正常”“小男生懂事晚，长大了就好了”。这一等就是六年，直到青春期像一场暴风雨一样砸下来。社交退缩、情绪冲动、厌学，甚至开始伤害自己。他的家人从困惑不解到尝试各种方法，最后选择寻求专业的帮助。小辉妈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反复说的那句话：“我以为再等等就好了。”
　　小辉妈妈说，那些年她和丈夫都忙于工作，孩子大多数时候和老人在一起，一家人很少坐下来好好说话聊天。她不是没有发现孩子“不太一样”，只是她不敢想，也不愿面对，更不敢带他去检查。
　　遗憾的是，小辉最终错过了最佳干预期。3—6岁是孩子大脑神经发育的黄金窗口期，如果那时能够介入，很多能力可以被重新搭建。而一旦错过这个时期，干预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不是完全无效，而是要花十倍、百倍的气力，去弥补那些本该早早打下的基础。
　　另一个孩子叫小诺，她的经历是早筛早干预最好的范本。
　　小诺在幼儿园小班时，老师和其他家长反馈说，她不太愿意和其他小朋友玩，说话也比同龄人慢一些，有时候叫她名字，她仿佛没听见一般。小诺妈妈前来咨询时，整整哭了半个小时。她说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的孩子被贴上“有问题”的标签，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孩子，更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恐惧。
　　我一直听着，并没有打断她。因为我了解，那些恐惧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她爱孩子的另一种表达。等她的情绪慢慢平复，我问了她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不去面对，三年后、五年后，你会更轻松吗？”她当时愣住了。
　　后面的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我知道做起来有多难。小诺的父母带她去做了专业评估，确诊后开始系统性的干预。小诺的爸爸一开始不太会和孩子打交道，每次的表现都很生硬。我告诉他：“没关系，你不需要做‘专业的治疗师’，你只需要做‘爸爸’。你蹲下来，和她一起，关注她喜欢的东西，哪怕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她也能感受到你。”
　　慢慢地，小诺变了。她开始主动叫“爸爸”“妈妈”，开始愿意跟邻居小朋友分享玩具，开始在学校有了自己的朋友。如今她上小学三年级了，虽然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能正常听课，能跟同学一起玩耍，放学回来会叽叽喳喳地给父母讲学校发生的趣事。
　　后来，小诺妈妈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原来，最难的不是面对这件事，而是我一直不敢面对。”
　　作为家庭心理咨询治疗师，我常常想，为什么有些家庭能走出来，有些家庭却仍在原地打转？为什么面对孩子同样的问题，结果却有着天差地别？
　　答案也许就在那个“不敢”里。
　　2026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新增110个县提供心理门诊服务，支持精神卫生服务向群众身边延伸。我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消息。我是一个曾经绝望过的孤独症家长，也是一个帮助他人的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治疗师，我太清楚，早筛早干预，不仅关乎科学，更关乎爱。它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也是对家长内心的救赎。
　　我希望每一位正在迷茫中的家长，都能放下病耻心，抓住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主动寻求专业的帮助，不逃避、不放弃。我也希望社会各界多一份包容、少一些偏见，让这些“星星的孩子”在爱与支持中向阳生长。
（文中孤独症患者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赵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