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于民法典的篇章中，镌刻守望者的温度

人物素描
　　《会心民法五十载》封面照片中的他，眼角镌刻着岁月的印记，眉梢却洋溢着少年的神采——那是“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意气风发，亦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豁达与释然；这份“少年感”超越了年龄的局限，于书脊间悄然绽放。他是中国民法学界敢于直言的“梁合同”，亦是“布衣下山布衣回”的淡泊行者。从汉阳镇十几平方米的阅览室到沙滩北街15号院，从西南政法学院的青葱学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梁慧星始终坚守学术初心，既以法学家的严谨锻造规则筋骨，又以守望者的温情将学术生命熔铸于法治中国的建设之中。

　　□ 王冠男

法治启蒙的逐光者
　　川蜀之地，青神县汉阳镇，梁慧星的出生地。年少时的梁慧星常常前往镇上那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阅览室，于有限的藏书里探寻外面的世界。这段经历悄然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也为他日后跨越山海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
　　法学的求学之路源于一次偶然的“调整”。1962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梁慧星原本打算攻读中文专业，在高中班主任老师的一个示意交换的手势下，他将四川行政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从普通志愿院校最末调整到了普通院校的第一位。这一调换，让梁慧星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随后他进入四川行政学院法律系学习。
　　然而时代的起伏并未即刻为他铺就一条顺遂之路。大学四年，法学教材匮乏且缺乏系统性，他学到的法律知识甚少；毕业后，被分配至昆明一家轴承厂，度过了十年的基层岁月。梁慧星说：“我在轴承厂工作的十年，经受了各种磨炼。使我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实际工业生产有了感性认识，同时也认识了自己。我自认做学问是符合自己的心性的。”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对财产权与民生关系的深刻追问，对“民事权利”也有了不同于书斋学者的切肤理解。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4岁的梁慧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王家福先生。而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乡间阅览室，始终萦绕于心。2010年，他变卖北京房产，捐资于汉阳镇建起了一座图书馆交由县政府无偿使用。落成仪式上，梁慧星坦言：“镇上那间小小的阅览室改变了我的一生。汉阳镇的父老乡亲给了我一间阅览室，我今天要还一座图书馆作为报答。”
立法征程的执笔人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并与国际接轨，有必要打破当时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立法的局限。1993年，我国着手起草统一的合同法。
　　199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统稿的重任交给了梁慧星。身为统稿人，他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广泛借鉴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以及英美契约法等规则。梁慧星表示：“自统一合同法开始，中国对外国民法的继受，从‘单一’转变为‘多元继受’，让中国民法呈现出‘多元复合’的色彩。”这也成了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广受好评的重要缘由之一。
　　1998年3月，在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三步走”规划正式确立：此时，梁慧星已将目光投向更为艰巨的领域——物权法，他担任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牵头人。
　　梁慧星秉持“公民的合法财产，无论公有私有，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获得法律的平等守护”这一理念开展物权法起草工作，但“抄袭资产阶级法律”“违宪”的指责纷至沓来。批评者认为，尽管草案在条文上体现了对全体公民物权的平等保护，但其核心导向与预期效果可能更有利于保护少数人的财产。梁慧星以《谁在曲解宪法、违反宪法？》正面回应——平等保护恰恰是宪法精神的应有之义；以“以退为进”的睿智，系统梳理《中国民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阐释了中国民法“多元复合”的历史底色和发展特色。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历经八次审议终获通过。总则中“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一条款，以平实的语言宣告了一场意识形态论战的终结。
　　“制定一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民法典是民法学者的使命——这是我的老师谢怀栻先生去世前所讲的。我一直坚持做这一件事”。2000年，梁慧星在原“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基础上，推动成立了“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2002年，课题组完成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含7编81章1947个条文。200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后该草案建议稿经课题组两次修订，由法律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包含详细立法理由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丛书，共8卷9册。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编纂工作项目组”的首席专家之一，梁慧星再次投身这一跨越世纪的立法征程。新中国成立后，自1954年首次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直到2020年民法典最终问世，梁慧星说“任何国家的民法典制定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的民法典虽然不完美，但没有大的缺憾，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守先待后的摆渡人
　　梁慧星回忆道：“我的第一篇译作，内容是关于匈牙利民法典的修改，就是请谢怀栻先生审校的。对于译文中的错误，先生逐一改正。我已自觉到先生不仅是审校我的译作，而是在向我传授‘为师之道’，我将来如果当老师，就应像先生对我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学生。”数十年来，梁慧星著书立说、讲学授业，其学术恩泽广被学界；又见他心系民生，深入基层启迪法律思维，传播裁判智慧。
　　教育先贤梅贻琦先生曾用“从游”来形容师生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梁慧星注重赋予学生自主性，他表示：“做学问，就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梁慧星在治学过程中，“方法”二字贯穿始终。早年他在《民法解释学》中探赜索隐，后来《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相继问世。从法律解释到裁判实践，从学术研究到论文撰写，无一不是他重视方法、探究方法、传授方法的集中体现。“从我当学生开始，听老师讲写文章的方法，到我做了老师仍然坚持注重方法，写作方法、教学方法、行事方法……这条路，我一直在坚持，坚持了40多年”。
　　从汉阳镇阅览室的少年凝视，到立法殿堂上的据理力争；从轴承厂车间里的民生体悟，到书房台灯下的条文斟酌——他将学术生命熔铸于国家法制建设中。他始终以“节疤”自勉——承上启下，甘为连接之环。“民法是一所大学校，我是民法这所学校的学生，学习民法精神、民法的重要性，并用其造福人民。”
　　这份自谦，恰是五十余载的坚守。从《论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学术破冰，到合同法、物权法的立法深耕，再到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他悉心守护民事权利的寸寸疆土。这位中国民法的“守望者”早已把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疤”融入中国法治发展的年轮，散发出令人回味的甘甜，润泽着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
　　（作者系法治网研究院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