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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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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曾讲：“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意思是说：海外贸易的收益，对国库大有帮助，应当遵循已有的法律办事，用优礼和法度把远方商人请来，让财货流通更旺。“招徕”不仅是表面的“招呼”，还含有主动争取和优待吸引之义。宋代对海外贸易的依法管理和保护，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一贯采取鼓励发展海外贸易的方针，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不仅通过基本法典《宋刑统》确定外商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还不断颁布敕令、条例以保障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宋神宗时，专门制定了《元丰市舶条法》，此后不断加以完善，织就了一张保护外商、约束官吏的法网。其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市舶机构、规定官员职责；严禁官员与民争利，严惩贪官污吏对外商的侵夺行为；征收舶税，实行抽解、博买制度；规定舶商出海程序；特别是明确外商权利，依法加强保护。南宋重要法规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蕃客死于中国，若身边没有直系亲属又无遗嘱的，其遗产先按“户绝”程序由市舶司清点保管。官府发出公告，召其海外亲属在三年内前来认领。三年仍无人认领的，收归国库。这一规定超越了简单的外商财产处置，体现出对跨国家庭的深切体恤。宋代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外商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救济途径，赋予外商在蒙受“莫大冤屈”时通过“挝登闻鼓”“邀车驾”等方式直接向皇帝或中央机构申诉的直诉权，和在受到地方官吏勒索、不公征税等侵害时直接向更高级别监司控告的越诉权。这些都是宋代“招徕远人”“通商惠工”国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户部侍郎苏辙正在开封南衙理事，忽接一份来自广州的状子。告状的是本地商人李某，被告却是侨居广州数十年的大食富商辛押陁罗之家。辛押陁罗原是“勿巡国”（今阿曼）人，曾任广州“蕃长”，家资累至“数百万缗”，富可敌国。数月前，他回国却被本国国王诛杀，消息传到广州，只剩一名自幼收养的养子主持家务。李姓商人眼红，便跑到京城户部告发，说辛押“户绝”，养子非血亲，不应继承，请求把巨款“没入官”，想借朝廷之手吞掉这笔外商遗产。案子先由户部郎官李某接手，他准备按“户绝”条文把财产充公。苏辙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养子依《宋刑统》有关规定，视同亲骨肉，可全数继承；妄告者徒扰官府，应予驳斥。广州蕃商闻讯，众口相传：大宋户部替外商做主，遗产不怕人抢。
另据楼钥《攻媿集》记载，南宋时期，有一位来自真里富国（今柬埔寨或周边地区）的大商人，不幸在明州（今宁波）去世，当时知州命人为这位外商准备了棺木，妥善收殓，还嘱托这位商人的随从护送灵柩和财物一同返国。次年，真里富国的首领为此向宋王朝致谢，称在他们国家即便权贵去世，家产也会由官府没收，如今见识了南宋的仁政治理，内心充满感激和仰慕，真里富国也废除了没收亡者家产的法律规定。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应当说，海外贸易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通过创法立制，倡导契约精神，以规范和发展海外贸易。在律令保障下，我国碧波万顷的海疆上经常活跃着满载商品和友谊的各国商船，宋代李邴在咏泉州诗中所描绘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景象得以呈现，而繁荣背后分明写着“招徕远人”四个大字。当外商们手持朱印“公凭”扬帆归去，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对瓷器、丝绸的记忆，更有对宋代文明的深切信赖、仰慕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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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徕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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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2-0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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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燃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曾讲：“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意思是说：海外贸易的收益，对国库大有帮助，应当遵循已有的法律办事，用优礼和法度把远方商人请来，让财货流通更旺。“招徕”不仅是表面的“招呼”，还含有主动争取和优待吸引之义。宋代对海外贸易的依法管理和保护，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一贯采取鼓励发展海外贸易的方针，十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不仅通过基本法典《宋刑统》确定外商的财产所有权、继承权，还不断颁布敕令、条例以保障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宋神宗时，专门制定了《元丰市舶条法》，此后不断加以完善，织就了一张保护外商、约束官吏的法网。其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市舶机构、规定官员职责；严禁官员与民争利，严惩贪官污吏对外商的侵夺行为；征收舶税，实行抽解、博买制度；规定舶商出海程序；特别是明确外商权利，依法加强保护。南宋重要法规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蕃客死于中国，若身边没有直系亲属又无遗嘱的，其遗产先按“户绝”程序由市舶司清点保管。官府发出公告，召其海外亲属在三年内前来认领。三年仍无人认领的，收归国库。这一规定超越了简单的外商财产处置，体现出对跨国家庭的深切体恤。宋代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外商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救济途径，赋予外商在蒙受“莫大冤屈”时通过“挝登闻鼓”“邀车驾”等方式直接向皇帝或中央机构申诉的直诉权，和在受到地方官吏勒索、不公征税等侵害时直接向更高级别监司控告的越诉权。这些都是宋代“招徕远人”“通商惠工”国策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户部侍郎苏辙正在开封南衙理事，忽接一份来自广州的状子。告状的是本地商人李某，被告却是侨居广州数十年的大食富商辛押陁罗之家。辛押陁罗原是“勿巡国”（今阿曼）人，曾任广州“蕃长”，家资累至“数百万缗”，富可敌国。数月前，他回国却被本国国王诛杀，消息传到广州，只剩一名自幼收养的养子主持家务。李姓商人眼红，便跑到京城户部告发，说辛押“户绝”，养子非血亲，不应继承，请求把巨款“没入官”，想借朝廷之手吞掉这笔外商遗产。案子先由户部郎官李某接手，他准备按“户绝”条文把财产充公。苏辙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养子依《宋刑统》有关规定，视同亲骨肉，可全数继承；妄告者徒扰官府，应予驳斥。广州蕃商闻讯，众口相传：大宋户部替外商做主，遗产不怕人抢。
另据楼钥《攻媿集》记载，南宋时期，有一位来自真里富国（今柬埔寨或周边地区）的大商人，不幸在明州（今宁波）去世，当时知州命人为这位外商准备了棺木，妥善收殓，还嘱托这位商人的随从护送灵柩和财物一同返国。次年，真里富国的首领为此向宋王朝致谢，称在他们国家即便权贵去世，家产也会由官府没收，如今见识了南宋的仁政治理，内心充满感激和仰慕，真里富国也废除了没收亡者家产的法律规定。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应当说，海外贸易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通过创法立制，倡导契约精神，以规范和发展海外贸易。在律令保障下，我国碧波万顷的海疆上经常活跃着满载商品和友谊的各国商船，宋代李邴在咏泉州诗中所描绘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景象得以呈现，而繁荣背后分明写着“招徕远人”四个大字。当外商们手持朱印“公凭”扬帆归去，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对瓷器、丝绸的记忆，更有对宋代文明的深切信赖、仰慕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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