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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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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晓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静静矗立在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52号。
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在红岩办公，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此采访了解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舞台的有利条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与合作，推动1945年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参与国际法制并发挥作用。
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工作，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文博研究馆员王进告诉记者，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与外国使节、媒体保持友好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张。周恩来还利用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大使、领事密切交往。
“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周恩来特意抽调英文专业强的工作人员到南方局外事组，专门负责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以及外国友人撰写的解放区见闻等，编译成英文小册子，向外国记者、使馆和友好人士发放，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王进说。
以事实为武器以媒体为战场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行动纲领，开辟世界认识中国抗战的新窗口。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在重重阻挠下先后抵达延安。国际友人不仅直观了解到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实况，更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击败日寇与建设新中国事业中寻求国际合作的真诚愿望。这扇“窗口”的打开，让西方世界得以直面延安的真相与力量。
“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借助与国际友人的密切交往，指挥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国际舆论反击战。”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蒲勤告诉记者，早在1940年冬，周恩来就着手系统整理国民党反共摩擦材料，并突破封锁将其送往香港、南洋及国际社会。他亲自会见斯特朗、斯诺等国际友人，揭露国民党酝酿内战的阴谋。皖南事变爆发后，斯诺和斯特朗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美亚》等杂志上揭露事变真相，海外华侨报刊纷纷响应并对国民党予以谴责。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事实为武器，以媒体为战场，使国民党的谎言在国际聚光灯下无处遁形。为把一切支持中共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利用多种途径传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译成英文传递给外国记者。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先后创办了《华侨通讯》《华商报》等刊物。南方局还积极开辟海外宣传据点，引导海外侨胞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支援祖国抗战。在周恩来的委派和推荐下，胡愈之和金仲华分别到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岛日报》开展工作。
1941年，美国漫画家爱力斯陆续创作了《中国在抗战进行中》《外人眼中的华北游击队》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战情况的作品。1943年，美国国际皮货皮革工人联合会向延安和平医院赠款，由周恩来作为代表接受捐赠。南方局的对外宣传，有力地维护和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贤尊士”的交往原则，为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民主团结的国际形象作出卓越贡献。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外交工作之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即遇顽固分子仍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推动下，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参与多边国际事务，确立了中共国际参与的合法性。在美期间，董必武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
董必武所在的第三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条文，由于涉及联合国的关键部门——安理会的权限和否决权问题，这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时争论最为激烈，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之一。最终，在联合国制宪会议签字仪式上，董必武用传统毛笔签字，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共主张的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理念，成为《联合国宪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期间，董必武在爱国侨胞组织和南方局派往美国开展抗日爱国活动的中共党员的协助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活动。他出席了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美国《华侨日报》于1945年6月16日至20日连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法制参与中的软实力构建。
王进介绍，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是中共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参与国际法制的开端。董必武在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的卓越表现，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为新中国开展独立外交和以后参与国际法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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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开辟世界认识中国抗战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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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9-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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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商报》创刊号。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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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晓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静静矗立在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52号。
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期在红岩办公，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此采访了解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舞台的有利条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与合作，推动1945年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参与国际法制并发挥作用。
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工作，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文博研究馆员王进告诉记者，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与外国使节、媒体保持友好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张。周恩来还利用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大使、领事密切交往。
“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周恩来特意抽调英文专业强的工作人员到南方局外事组，专门负责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以及外国友人撰写的解放区见闻等，编译成英文小册子，向外国记者、使馆和友好人士发放，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王进说。
以事实为武器以媒体为战场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行动纲领，开辟世界认识中国抗战的新窗口。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在重重阻挠下先后抵达延安。国际友人不仅直观了解到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实况，更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击败日寇与建设新中国事业中寻求国际合作的真诚愿望。这扇“窗口”的打开，让西方世界得以直面延安的真相与力量。
“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借助与国际友人的密切交往，指挥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国际舆论反击战。”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蒲勤告诉记者，早在1940年冬，周恩来就着手系统整理国民党反共摩擦材料，并突破封锁将其送往香港、南洋及国际社会。他亲自会见斯特朗、斯诺等国际友人，揭露国民党酝酿内战的阴谋。皖南事变爆发后，斯诺和斯特朗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美亚》等杂志上揭露事变真相，海外华侨报刊纷纷响应并对国民党予以谴责。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事实为武器，以媒体为战场，使国民党的谎言在国际聚光灯下无处遁形。为把一切支持中共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利用多种途径传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译成英文传递给外国记者。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先后创办了《华侨通讯》《华商报》等刊物。南方局还积极开辟海外宣传据点，引导海外侨胞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支援祖国抗战。在周恩来的委派和推荐下，胡愈之和金仲华分别到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岛日报》开展工作。
1941年，美国漫画家爱力斯陆续创作了《中国在抗战进行中》《外人眼中的华北游击队》等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战情况的作品。1943年，美国国际皮货皮革工人联合会向延安和平医院赠款，由周恩来作为代表接受捐赠。南方局的对外宣传，有力地维护和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坚持“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贤尊士”的交往原则，为在国际社会塑造中国共产党爱好和平、民主团结的国际形象作出卓越贡献。
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外交工作之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即遇顽固分子仍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推动下，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参与多边国际事务，确立了中共国际参与的合法性。在美期间，董必武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
董必武所在的第三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条文，由于涉及联合国的关键部门——安理会的权限和否决权问题，这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时争论最为激烈，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之一。最终，在联合国制宪会议签字仪式上，董必武用传统毛笔签字，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共主张的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等理念，成为《联合国宪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期间，董必武在爱国侨胞组织和南方局派往美国开展抗日爱国活动的中共党员的协助下，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活动。他出席了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美国《华侨日报》于1945年6月16日至20日连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法制参与中的软实力构建。
王进介绍，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首次正式公开亮相，是中共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参与国际法制的开端。董必武在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的卓越表现，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为新中国开展独立外交和以后参与国际法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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