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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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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洋
今年是我进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第十个年头，穿上法袍也满一年了。总结上半年工作，看到调解率50.18%时，当事人“一笑泯恩仇”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同事凑过来打趣道：“刘法官藏着啥调解秘诀？”我笑答：“无他，唯手熟尔。”可只有自己知道，这“熟”字背后，有着多少酸甜苦辣。
与法律的缘分源于高二那年。大舅买了邻居家的房子，不料邻居卖房后又反悔，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后来见面都绕着道走。我看着大舅通红的眼眶，内心很不是滋味：要是我懂法，是不是就能替他讨个公道？从此，我开始刻苦学习，备考时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晨读时也惊飞过窗口的麻雀，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凭借全县第一的成绩踏进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大门。上大学后，图书馆成了我第二个宿舍，总觉得法条背得越熟，胸中的正义之剑就越锋利。然而，等我毕业后进入法院才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免不了有些落差。我的带教法官总爱拉着当事人唠家常，我忍不住问：“法官不就该坐堂问案吗？”他和蔼地朝我笑了笑：“你只对了一半，案结事了人和才是关键。”
看着那些握手言和的瞬间，年轻气盛的我有些“不服气”：不就是拉呱聊天吗？凭着脑子里的法条库，我还能搞不定？直到第一次独立调解时，当事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我绕得像进了迷宫。无论我搬出多少法条，讲得如何口干舌燥，对方却总不领情，结果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带教法官看着蔫了的我，便拉我去踢球。汗水浸透球衣时，他指着球门说：“调解就像射门，跑得再花哨，抓不住焦点也是白搭。”那一刻，我突然被点醒了——原来调解不是背法条，也不是和稀泥，是要在乱麻里找到那根最关键的“线”。
这十年，从跌跌撞撞的新手到渐入佳境的“熟手”，我终于懂得：所谓秘诀，不过是把当事人装进心里，再把心放进案子里。
2023年，我轮岗至北七家法庭，我也终于如愿穿上法袍。派出法庭的案子，多是柴米油盐里拧出的结。事实常像缠绕的棉线团，证据又散得抓不住，偏还裹着剪不断的亲情、怨怼。
团队里的小伙子对着卷宗叹气：“刘哥，这团乱麻咋解？您那‘学霸脑子’借我用用呗！”我意识到，团队里的成员不是缺能力，是少了一把拆解人心的钥匙。
“6S”调解法就是在那时诞生的。“6S”即与当事人沟通时，从实（事实）、时（时机）、式（方式）、释（释明）、思（思考）、始（初心）切入，找到案件事实背后的真相，锁定矛盾根源，在双方差距中寻找平衡点。
有一起父子排除妨害案，至今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父亲为了小女儿上学，想把儿子的房过户到自己名下。被儿子拒绝后，父亲诉请居住权，儿子反手也把父亲告了，要求腾房。开庭那天，父子俩红着眼对吼，明明都带着委屈，说出的话却像刀子一般往对方心上扎。随着儿子一同前来的母亲也加入了“战场”，催儿子父亲还房贷——当年说好男方还，后来男方手头钱紧，就变成了女方先垫着。如今父亲迟迟不还钱，母亲就申请了执行。
这场景像极了少年时的我和父亲。那时他板着脸训我，我梗着脖子顶嘴，每次都是母亲居中调和。后来才懂，那些硬碰硬的背后，原是彼此都没说出口的在乎。
我定了定神，决定先把案子的“实”扒开来看。儿子急着用房结婚，父亲手头紧得连租房都难——哪是争房子，分明是生活的无奈。于是，我和父子俩从小时候的趣事聊起，法庭里的火药味慢慢淡了。
“要是不住一起，能不能租房给父亲住？”话出口时，我悄悄攥紧了手。没想到儿子立刻抬头：“这我没意见！”父亲愣了愣，也跟着点头：“行！”看着儿子母亲温和地笑了，我心里一动：这或许就是调解的“时”，父子的结解开了，说不定能顺带着化开前夫妻的怨。于是，我趁热打铁：“您看，父子和好了，房贷的事……”她抬眼看向我，释然地摆摆手：“只要他俩不吵，我这案子也撤了！”
看着3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时，我轻轻舒了口气。原来，最难解的结从来不在卷宗里，而在人心深处——任何矛盾只要肯俯下身子听，总能找到那根“线头”，轻轻一拉，一切就都顺了。
个案的化解并非终点，有时候东家的继承纠纷刚解决好，西家兄弟姐妹又因为遗产吵起来了，同一类型的纠纷经常“按下葫芦浮起瓢”，就像田里的杂草，拔了又生。看着卷宗里相似的症结，我明白了：只有让群众真正懂法，才能“一案平，百案宁”。
于是，我开始尝试把法庭搬到“家门口”。第一次背着卷宗，抱着国徽去村里开庭，心里揣着股新鲜劲儿。当事人在自家院里说理，网格员、街坊四邻围着听、坐着看，等调解完，我搬个小马扎坐到大家身边，讲继承权时就着张家的例子说，聊相邻权时指着李家院墙讲，大爷大妈们不住地点头，这方式比发传单有用多了——是啊，印在纸上的字，哪有身边的案例入耳入心呢。
我也常与村委会通电话“唠闲嗑”，听听村里谁为宅基地红了脸，或者上居委会“串串门”，了解哪家又因租房闹了别扭，再将自己的调解经验分享给村镇、街道的基层工作者们，看着他们逐渐从挠头犯难到心里有谱，我也意识到，普法是把手里的“火把”递出去，为更多人能照亮前方的路。
每次出门办案，单程常超一小时，比坐堂问案效率低多了。可想起村民握着我的手说：“不出村就把事儿了了，真好。”想起社区大姐发来消息：“上次你讲的案例，我们最近劝架刚用上。”疲惫就像被风吹散的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我站在法台前，敲下法槌时更添了份笃定；走在路上，听见街坊喊“刘法官来啦”，脚步也愈发轻快。这袭法袍，既要在法庭上守住公正底线，也要在街巷里焐热民心——这条路，值得一直走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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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6S”调解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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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08-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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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洋
今年是我进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第十个年头，穿上法袍也满一年了。总结上半年工作，看到调解率50.18%时，当事人“一笑泯恩仇”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同事凑过来打趣道：“刘法官藏着啥调解秘诀？”我笑答：“无他，唯手熟尔。”可只有自己知道，这“熟”字背后，有着多少酸甜苦辣。
与法律的缘分源于高二那年。大舅买了邻居家的房子，不料邻居卖房后又反悔，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后来见面都绕着道走。我看着大舅通红的眼眶，内心很不是滋味：要是我懂法，是不是就能替他讨个公道？从此，我开始刻苦学习，备考时台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晨读时也惊飞过窗口的麻雀，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凭借全县第一的成绩踏进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大门。上大学后，图书馆成了我第二个宿舍，总觉得法条背得越熟，胸中的正义之剑就越锋利。然而，等我毕业后进入法院才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免不了有些落差。我的带教法官总爱拉着当事人唠家常，我忍不住问：“法官不就该坐堂问案吗？”他和蔼地朝我笑了笑：“你只对了一半，案结事了人和才是关键。”
看着那些握手言和的瞬间，年轻气盛的我有些“不服气”：不就是拉呱聊天吗？凭着脑子里的法条库，我还能搞不定？直到第一次独立调解时，当事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我绕得像进了迷宫。无论我搬出多少法条，讲得如何口干舌燥，对方却总不领情，结果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带教法官看着蔫了的我，便拉我去踢球。汗水浸透球衣时，他指着球门说：“调解就像射门，跑得再花哨，抓不住焦点也是白搭。”那一刻，我突然被点醒了——原来调解不是背法条，也不是和稀泥，是要在乱麻里找到那根最关键的“线”。
这十年，从跌跌撞撞的新手到渐入佳境的“熟手”，我终于懂得：所谓秘诀，不过是把当事人装进心里，再把心放进案子里。
2023年，我轮岗至北七家法庭，我也终于如愿穿上法袍。派出法庭的案子，多是柴米油盐里拧出的结。事实常像缠绕的棉线团，证据又散得抓不住，偏还裹着剪不断的亲情、怨怼。
团队里的小伙子对着卷宗叹气：“刘哥，这团乱麻咋解？您那‘学霸脑子’借我用用呗！”我意识到，团队里的成员不是缺能力，是少了一把拆解人心的钥匙。
“6S”调解法就是在那时诞生的。“6S”即与当事人沟通时，从实（事实）、时（时机）、式（方式）、释（释明）、思（思考）、始（初心）切入，找到案件事实背后的真相，锁定矛盾根源，在双方差距中寻找平衡点。
有一起父子排除妨害案，至今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父亲为了小女儿上学，想把儿子的房过户到自己名下。被儿子拒绝后，父亲诉请居住权，儿子反手也把父亲告了，要求腾房。开庭那天，父子俩红着眼对吼，明明都带着委屈，说出的话却像刀子一般往对方心上扎。随着儿子一同前来的母亲也加入了“战场”，催儿子父亲还房贷——当年说好男方还，后来男方手头钱紧，就变成了女方先垫着。如今父亲迟迟不还钱，母亲就申请了执行。
这场景像极了少年时的我和父亲。那时他板着脸训我，我梗着脖子顶嘴，每次都是母亲居中调和。后来才懂，那些硬碰硬的背后，原是彼此都没说出口的在乎。
我定了定神，决定先把案子的“实”扒开来看。儿子急着用房结婚，父亲手头紧得连租房都难——哪是争房子，分明是生活的无奈。于是，我和父子俩从小时候的趣事聊起，法庭里的火药味慢慢淡了。
“要是不住一起，能不能租房给父亲住？”话出口时，我悄悄攥紧了手。没想到儿子立刻抬头：“这我没意见！”父亲愣了愣，也跟着点头：“行！”看着儿子母亲温和地笑了，我心里一动：这或许就是调解的“时”，父子的结解开了，说不定能顺带着化开前夫妻的怨。于是，我趁热打铁：“您看，父子和好了，房贷的事……”她抬眼看向我，释然地摆摆手：“只要他俩不吵，我这案子也撤了！”
看着3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时，我轻轻舒了口气。原来，最难解的结从来不在卷宗里，而在人心深处——任何矛盾只要肯俯下身子听，总能找到那根“线头”，轻轻一拉，一切就都顺了。
个案的化解并非终点，有时候东家的继承纠纷刚解决好，西家兄弟姐妹又因为遗产吵起来了，同一类型的纠纷经常“按下葫芦浮起瓢”，就像田里的杂草，拔了又生。看着卷宗里相似的症结，我明白了：只有让群众真正懂法，才能“一案平，百案宁”。
于是，我开始尝试把法庭搬到“家门口”。第一次背着卷宗，抱着国徽去村里开庭，心里揣着股新鲜劲儿。当事人在自家院里说理，网格员、街坊四邻围着听、坐着看，等调解完，我搬个小马扎坐到大家身边，讲继承权时就着张家的例子说，聊相邻权时指着李家院墙讲，大爷大妈们不住地点头，这方式比发传单有用多了——是啊，印在纸上的字，哪有身边的案例入耳入心呢。
我也常与村委会通电话“唠闲嗑”，听听村里谁为宅基地红了脸，或者上居委会“串串门”，了解哪家又因租房闹了别扭，再将自己的调解经验分享给村镇、街道的基层工作者们，看着他们逐渐从挠头犯难到心里有谱，我也意识到，普法是把手里的“火把”递出去，为更多人能照亮前方的路。
每次出门办案，单程常超一小时，比坐堂问案效率低多了。可想起村民握着我的手说：“不出村就把事儿了了，真好。”想起社区大姐发来消息：“上次你讲的案例，我们最近劝架刚用上。”疲惫就像被风吹散的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我站在法台前，敲下法槌时更添了份笃定；走在路上，听见街坊喊“刘法官来啦”，脚步也愈发轻快。这袭法袍，既要在法庭上守住公正底线，也要在街巷里焐热民心——这条路，值得一直走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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