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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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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勇 谢秋荣
“什么是你的贡献？”写一篇文章要问，著一本书更要问，《民法典总则编通释》一书自也是无法绕开此问。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从成文法角度新中国民法至少在形式上“走出了学徒时代”，有了相对整全的正式法源。于实务而言，有了系统的私法规范集合；于理论而言，则有了注解私法的基本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民法典颁布至今四年有余，立法机构、司法部门、不同学者纷纷撰写民法典各编之解读、释义、理解与适用、释评等，数量庞大又相当系统，吾等躬逢其盛。单就德国式法典评注而言，既有朱庆育教授领衔的《中国民法典评注》采用的“大评注体”，又有徐涤宇教授、张家勇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采用的“短评注体”，还有杨代雄教授主编的《袖珍民法典评注》采用的“袖珍评注体”。以上注释书，均是对民法典的逐条诠解，或评或注，从量到质，皆蔚为大观也。
本书注解民法典，就写法而言，第一个特点，是“最小单元及其组合”的写作方法。其一，相信法律一旦成文，自有其逻辑，而逻辑自能言语，基于此，将每个法条从文义上拆解成尽可能的“最小单元”及其组合；其二，尽可能穷尽文义、尽可能穷尽每个最小单元及其组合所对应的案例；其三，直面两点真实——法条真实（法律当前是这么规定的）和案例真实（法律当前是这么被适用的），审慎比对二者的最小单元，有节制地呈现二者当前的意义关联，既算不得是对某种纯粹理论的绝对服膺，也谈不上是对实务上某种过于自信的“献媚”：基于理论形成的法条是有限理性，真实世界的法官适法也只是真实。也因此，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理论家，也包括实践家。虽然本书既未充分呈现理论，也未充分呈现实践，但本书希望借由“最小单元及其组合”的写作方法，毋宁呈现的是每个法条的“榫卯”结构：左衔理论，右接实务。与此同时，最小单元并不意味着零碎，本书写作还有两方面的体系化努力：其一，尽可能成体系，即不仅结合民法典总则编自身前后的规定进行解读，还结合民法典其他各编，并尽量贯通民法典、其他民商事实体法律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力求使作者对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词语的解读都有相应的依据。其二，结合立法机关有关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立法资料，引用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近年来的有关裁判意见，力求使作者对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词语的解读都有相应的立法资料和案例支持。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文献引用。与以上注释书最大的不同，是本书隐去了学理文献梳理与比较法资料。全书三千多个注释，主要为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照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逐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案例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相关案例；二是翻阅立法机关有关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立法资料以及与民法典总则编有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答记者问和司法机关解读等，从中提取到的与民法典总则编相关的内容。未直接引用学理文献与比较法资料，当然不是排斥、拒斥理论文献，相反，恰恰每一部分写作均起始于对理论的吸收，成稿时接受理论的排查；之所以全书写作尝试仅使用两大原料（法条文义与案例真实），隐去学理文献梳理与比较法资料，意在避免没有必要的重复性工作。此一点，使得本书或多或少有了些许“另类评注体”或“公民评注体”的特征。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坊式写作。相较于以上注释书，本书的作者仅为两人，所以够不上集体智慧。比演唱组合而言，目前已经出版的民法典注释书均是“合唱团”，可以形成《黄河大合唱》般的气势恢宏，而本书作者至多是个二人组，故而称之为“小作坊式”的写作，实不为过。以“袖珍评注”的作者规模（通常为一人或几人），试图去写“大型评注”，确如蚍蜉撼大树：单是本书民法典总则编（第一条至第二百零四条），自民法总则颁布二人形成动议、动笔至完稿，耗时几近七年矣。所幸的是，二位作者本身一偏理论、一偏实务，一偏民法、一偏商法，一人倾向于经由理论理解实务、一人倾向于经由实务理解理论，一人倾向于由民法入商法、一人倾向于由商法入民法，时有争执却尚能避让，最终保持了取材、行文及观点的一致性、一贯性。
虽则撰写有分工（“按份共有”式），但文责不分份额（“共同共有”式），二位作者分别对全部条文之通释，承担全部的文责，这也是二人合伙（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之合伙合同）“共同的事业目的”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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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中国民法典的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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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总则编通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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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1-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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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勇 谢秋荣
“什么是你的贡献？”写一篇文章要问，著一本书更要问，《民法典总则编通释》一书自也是无法绕开此问。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从成文法角度新中国民法至少在形式上“走出了学徒时代”，有了相对整全的正式法源。于实务而言，有了系统的私法规范集合；于理论而言，则有了注解私法的基本对象。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民法典颁布至今四年有余，立法机构、司法部门、不同学者纷纷撰写民法典各编之解读、释义、理解与适用、释评等，数量庞大又相当系统，吾等躬逢其盛。单就德国式法典评注而言，既有朱庆育教授领衔的《中国民法典评注》采用的“大评注体”，又有徐涤宇教授、张家勇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采用的“短评注体”，还有杨代雄教授主编的《袖珍民法典评注》采用的“袖珍评注体”。以上注释书，均是对民法典的逐条诠解，或评或注，从量到质，皆蔚为大观也。
本书注解民法典，就写法而言，第一个特点，是“最小单元及其组合”的写作方法。其一，相信法律一旦成文，自有其逻辑，而逻辑自能言语，基于此，将每个法条从文义上拆解成尽可能的“最小单元”及其组合；其二，尽可能穷尽文义、尽可能穷尽每个最小单元及其组合所对应的案例；其三，直面两点真实——法条真实（法律当前是这么规定的）和案例真实（法律当前是这么被适用的），审慎比对二者的最小单元，有节制地呈现二者当前的意义关联，既算不得是对某种纯粹理论的绝对服膺，也谈不上是对实务上某种过于自信的“献媚”：基于理论形成的法条是有限理性，真实世界的法官适法也只是真实。也因此，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理论家，也包括实践家。虽然本书既未充分呈现理论，也未充分呈现实践，但本书希望借由“最小单元及其组合”的写作方法，毋宁呈现的是每个法条的“榫卯”结构：左衔理论，右接实务。与此同时，最小单元并不意味着零碎，本书写作还有两方面的体系化努力：其一，尽可能成体系，即不仅结合民法典总则编自身前后的规定进行解读，还结合民法典其他各编，并尽量贯通民法典、其他民商事实体法律和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力求使作者对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词语的解读都有相应的依据。其二，结合立法机关有关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立法资料，引用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近年来的有关裁判意见，力求使作者对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词语的解读都有相应的立法资料和案例支持。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文献引用。与以上注释书最大的不同，是本书隐去了学理文献梳理与比较法资料。全书三千多个注释，主要为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照民法典总则编的每一个条、款、项，逐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案例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相关案例；二是翻阅立法机关有关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立法资料以及与民法典总则编有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答记者问和司法机关解读等，从中提取到的与民法典总则编相关的内容。未直接引用学理文献与比较法资料，当然不是排斥、拒斥理论文献，相反，恰恰每一部分写作均起始于对理论的吸收，成稿时接受理论的排查；之所以全书写作尝试仅使用两大原料（法条文义与案例真实），隐去学理文献梳理与比较法资料，意在避免没有必要的重复性工作。此一点，使得本书或多或少有了些许“另类评注体”或“公民评注体”的特征。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坊式写作。相较于以上注释书，本书的作者仅为两人，所以够不上集体智慧。比演唱组合而言，目前已经出版的民法典注释书均是“合唱团”，可以形成《黄河大合唱》般的气势恢宏，而本书作者至多是个二人组，故而称之为“小作坊式”的写作，实不为过。以“袖珍评注”的作者规模（通常为一人或几人），试图去写“大型评注”，确如蚍蜉撼大树：单是本书民法典总则编（第一条至第二百零四条），自民法总则颁布二人形成动议、动笔至完稿，耗时几近七年矣。所幸的是，二位作者本身一偏理论、一偏实务，一偏民法、一偏商法，一人倾向于经由理论理解实务、一人倾向于经由实务理解理论，一人倾向于由民法入商法、一人倾向于由商法入民法，时有争执却尚能避让，最终保持了取材、行文及观点的一致性、一贯性。
虽则撰写有分工（“按份共有”式），但文责不分份额（“共同共有”式），二位作者分别对全部条文之通释，承担全部的文责，这也是二人合伙（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之合伙合同）“共同的事业目的”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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