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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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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刘薇在《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题为《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路径》的文章中指出：
重作判决是从属于撤销判决的、具有给付性质的辅助判决类型。通常认为重作判决是撤销判决的补充形式，主要适用于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但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尚不明确的情形。
司法实践表明，重作判决制度存在一系列亟待回应的争议和问题：其一，重作判决适用要件规范的缺失，导致其适用的随机性和具体适用方式的不规范。其二，重作判决的裁判形式不明确，对于司法救济实效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程序性重作判决备受弱化重作判决纠纷解决功能的质疑。另一方面，实体性重作判决的出现存在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危险。其三，适用要件的缺失和裁判形式的不明确叠加，导致了重作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存在混淆适用和界分困难，重作判决的适用界限有待厘清。重作判决的适用困境不仅影响其制度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行政诉讼判决体系的规范运行和良性运转。
通过梳理，重作判决的适用要件可归结为前提性要件、必要性要件以及可能性要件。重作判决的适用前提可扩展至确认无效判决，但不应包括确认违法判决。必要性要件的判断重心在于是否具备重新处理的现实需求，而非局限于适用对象的框定。尽管重作判决的适用对象不局限于具体行为类型，但并不包括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此外，当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重作时仍可再次取证，但若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超越职权违法瑕疵，则并无适用重作判决的余地。
在裁判形式方面，根据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同时兼顾救济实效性，重作判决应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以指示性裁判为补充，以降低无效重作的风险。在判决类型的界分方面，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并无适用重作判决的基础。基于诉讼经济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考量，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适用履行判决而非重作判决。变更判决是重作判决的补充形式，两者是例外与一般的关系，因而在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案件中，变更判决具有优先适用性。
（赵珊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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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薇谈重作判决的裁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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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以指示性裁判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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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0-30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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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刘薇在《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4期上发表题为《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路径》的文章中指出：
重作判决是从属于撤销判决的、具有给付性质的辅助判决类型。通常认为重作判决是撤销判决的补充形式，主要适用于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但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尚不明确的情形。
司法实践表明，重作判决制度存在一系列亟待回应的争议和问题：其一，重作判决适用要件规范的缺失，导致其适用的随机性和具体适用方式的不规范。其二，重作判决的裁判形式不明确，对于司法救济实效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程序性重作判决备受弱化重作判决纠纷解决功能的质疑。另一方面，实体性重作判决的出现存在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权的危险。其三，适用要件的缺失和裁判形式的不明确叠加，导致了重作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存在混淆适用和界分困难，重作判决的适用界限有待厘清。重作判决的适用困境不仅影响其制度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行政诉讼判决体系的规范运行和良性运转。
通过梳理，重作判决的适用要件可归结为前提性要件、必要性要件以及可能性要件。重作判决的适用前提可扩展至确认无效判决，但不应包括确认违法判决。必要性要件的判断重心在于是否具备重新处理的现实需求，而非局限于适用对象的框定。尽管重作判决的适用对象不局限于具体行为类型，但并不包括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此外，当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重作时仍可再次取证，但若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超越职权违法瑕疵，则并无适用重作判决的余地。
在裁判形式方面，根据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同时兼顾救济实效性，重作判决应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以指示性裁判为补充，以降低无效重作的风险。在判决类型的界分方面，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并无适用重作判决的基础。基于诉讼经济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考量，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适用履行判决而非重作判决。变更判决是重作判决的补充形式，两者是例外与一般的关系，因而在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案件中，变更判决具有优先适用性。
（赵珊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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