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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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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表明殷周之间的礼乐制度和思想观念有继承、有抛弃、有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尚书·洪范》篇就可以窥见一斑。
《洪范》是《尚书》篇名。旧传为殷朝大臣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今人或认为系春秋战国后期或两汉儒者所作。《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洪范》主要反映了商人的思想，与周人思想相比，两者相同的是“法先王”，不同的是殷人崇敬“神权”，周人信奉“民本”。
所谓“法先王”，即效法先王的道德与行为。这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墨守成规的理念。《洪范》载箕子对武王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意思是，没有偏私和陂曲，要遵守先王的政令；不要有什么个人私好，要遵守先王的道路；不要擅自作威作恶，要遵行先王的正道。不要搞歪门邪道，不要结党营私。
殷人这种效法先王的思想观念，被周人所继承。儒家对此作了阐发。他们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孔子整理“六经”，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的思维方式总体上是向前看，所以，《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尊崇并“宪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认为“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孔子家语·五刑解》），把诬蔑文武视为仅次于逆天地的大罪，可见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子对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表明他在其尚未衰老之前，经常梦见周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心里经常想着周公、思慕周公。为什么想着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难知道：因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而礼乐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以说，虽然孔子没有提出“法先王”这三个字，但他崇敬古圣贤王的思想却奠定了后世儒家法先王学说的基础。
孟子和荀子发展了孔子“法先王”的思想。孟子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意思是，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好臣属而使他的君主尊贵。荀子认为：古今一也，先王的礼乐制度代代相传，后王（即当今之王）之法，实际上就是古代圣王之迹。“法后王”即“法先王”。
“法先王”的理念带来了后世对“祖宗之法”的敬畏，这一点的好处是，多少可以约束暴君的行为；不好的地方是有时阻碍了有为之君的改革。
关于《洪范》中透露出来的殷人神权至上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到了周代，统治者抛弃了殷人这种神权至上主义的观念和做法，逐渐树立了民本观念。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这是“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时期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儒家的民本思想至此形成。殷商时期地位极高的占卜神职人员自周而降，地位愈来愈低。大约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由于受到儒家官僚的排斥和打击，巫觋在官方宗教（国家“祀典”）的领域中便逐渐丧失主导性的地位，在民间的活动也不时受到官吏的压制以及知识分子的轻贱，在法律上也逐渐沦为所谓的非“良家子”（贱民）。接着，到了东汉中晚期的时候（公元2世纪），由于道教的崛起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巫者原本在民间宗教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也逐渐丧失。
总之，殷周法律思想相同的一点是“法先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奉行神权至上，后者则信奉民意决定神意的民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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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尚书·洪范》看殷周法律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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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9-2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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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表明殷周之间的礼乐制度和思想观念有继承、有抛弃、有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尚书·洪范》篇就可以窥见一斑。
《洪范》是《尚书》篇名。旧传为殷朝大臣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今人或认为系春秋战国后期或两汉儒者所作。《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洪范》主要反映了商人的思想，与周人思想相比，两者相同的是“法先王”，不同的是殷人崇敬“神权”，周人信奉“民本”。
所谓“法先王”，即效法先王的道德与行为。这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墨守成规的理念。《洪范》载箕子对武王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意思是，没有偏私和陂曲，要遵守先王的政令；不要有什么个人私好，要遵守先王的道路；不要擅自作威作恶，要遵行先王的正道。不要搞歪门邪道，不要结党营私。
殷人这种效法先王的思想观念，被周人所继承。儒家对此作了阐发。他们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孔子整理“六经”，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的思维方式总体上是向前看，所以，《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尊崇并“宪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认为“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孔子家语·五刑解》），把诬蔑文武视为仅次于逆天地的大罪，可见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子对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表明他在其尚未衰老之前，经常梦见周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心里经常想着周公、思慕周公。为什么想着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难知道：因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而礼乐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以说，虽然孔子没有提出“法先王”这三个字，但他崇敬古圣贤王的思想却奠定了后世儒家法先王学说的基础。
孟子和荀子发展了孔子“法先王”的思想。孟子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意思是，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好臣属而使他的君主尊贵。荀子认为：古今一也，先王的礼乐制度代代相传，后王（即当今之王）之法，实际上就是古代圣王之迹。“法后王”即“法先王”。
“法先王”的理念带来了后世对“祖宗之法”的敬畏，这一点的好处是，多少可以约束暴君的行为；不好的地方是有时阻碍了有为之君的改革。
关于《洪范》中透露出来的殷人神权至上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到了周代，统治者抛弃了殷人这种神权至上主义的观念和做法，逐渐树立了民本观念。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这是“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时期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轻刑薄赋，听政于民，与民同乐。这标志着儒家的民本思想至此形成。殷商时期地位极高的占卜神职人员自周而降，地位愈来愈低。大约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由于受到儒家官僚的排斥和打击，巫觋在官方宗教（国家“祀典”）的领域中便逐渐丧失主导性的地位，在民间的活动也不时受到官吏的压制以及知识分子的轻贱，在法律上也逐渐沦为所谓的非“良家子”（贱民）。接着，到了东汉中晚期的时候（公元2世纪），由于道教的崛起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巫者原本在民间宗教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也逐渐丧失。
总之，殷周法律思想相同的一点是“法先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奉行神权至上，后者则信奉民意决定神意的民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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