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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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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刑法学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刑法教科书也逐渐从主编型向独著型发展，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并立发展，具有学者鲜明个性和特色的教科书层出不穷。在众多教科书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所著的《刑法分论精解》一书值得关注。与其他教科书动辄上百万字有所不同，《刑法分论精解》的主要特色就是力求简约，以简御繁。作者在扉页上记录了自己长期研习和讲授刑法分论课程的感悟：“初为繁，渐成类，类生精，精后则简矣。”可以说，求精求简是作者在写作该书时的基本宗旨。
为了力求精简，使得初学刑法的本科生能够尽快入门，作者一方面将具体罪名置于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另一方面则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梳理罪名。具体来说，首先，作者介绍各章罪名的立法变迁，旨在通过立法理念约束构成要件解释。对立法原意的追求，体现了解释者的克制与对立法者的尊重。其次，在讲完立法变迁后，作者将罪名组合起来并划分为众多类型，分门别类地探讨其中的疑难问题。为了检索和把握罪名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对其分类、组合和排列，后者既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反映了立法者的格局、价值和理念。对此，作者通过分析罪名的语言学结构，将其分为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两类。最后，结合疑难案件与司法解释展开教义分析，并从中梳理适用该类犯罪所需遵守的客观规律与教义规则。
通过上述操作，个罪的疑难问题暴露出来并得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能够满足司法实务对理论与解释方案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分论教科书本身得到了精简。上述精简既不是盲目地放弃部分罪名，也不是随意降低理论的深度以迎合学生，而是结合初学者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保持适当的理论深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案例和司法解释，将刑法适用的完整流程呈现在学生面前。
之所以力求精简，与作者有关刑法分则体系性定位的认识有关。与传统刑法学“重总则轻分则”的做法不同，作者认为分则在整个刑法学中具有奠基作用。如果将刑法比喻成一棵“规范之树”，那么分则就是树上的叶子，总则则是根和茎。分则更贴近社会实践，总则则更理论化，两者处于刑法学的两端。由于理论总是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因此分论也代表着问题导向，而总论代表着体系导向。体系导向有利于定罪量刑的简便化和效率化，但是解决问题是刑法学的最终目的。因此，虽然体系也很重要，但是不能因为坚持体系而影响结论的可接受性。可见，作者在此所讨论的不仅是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更是两者背后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正是基于作者的上述认识，该书在篇章体例与内容展示方面呈现以下特点：首先，重视罪名之间的互补关系，力求将整体刑法秩序解释为完整无遗漏的体系；其次，采用了“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比如，在探讨“公共安全”法益时，作者认为“公共”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质的属性表现在被害对象或危害后果的“不特定”上，量的属性则表现在被害人多或影响范围广等“多数”特性上；最后，作者重视对司法解释的分析，在此过程中政策因素及其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通过司法解释进入刑法，对刑法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研究方法，该书呈现以下优点：第一，兼顾立法与司法实践。该书在解释理念上更倾向于主观解释，认为刑法解释要尊重立法原意。同时，解释也要面对实践，针对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刑法分论教科书要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二，坚持刑法多元主义和多中心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刑法解释中放弃单一的思考模式，从类型化的视角来分析罪名体系。多元主义分析的结果就是刑法的多中心化。对于传统刑法学总是倾向于“一招制敌”的单一思维模式，作者认为应谨慎使用概念，大胆使用类型，“认识观点的繁多，本身就表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不能希冀用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来解决问题”。第三，力求折中和稳妥的解释，避免走极端。在解释过程中，与其激进不如保守，作者力求达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功利与公正的平衡，理与法的平衡。
总之，作者通过“精简”刑法分则内容，达到了对分论知识的“精解”，最终达到了大道至简，言约旨远，以简御繁的“境界”。该书篇幅不长，总共54万字，对于体积庞大的刑法分则来说是相当简约了。但是在个罪解释方面，作者实际上提出了大量具有新意的观点，只是因为文字简洁，很多观点没有详细展开，要深入了解作者的言外之意，要到作者的论文中去寻找根源，这也是一种“以简御繁”之法。而从该书的理论深度与知识广度来看，其适中的理论深度恰好足以唤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完整的知识广度又足以令学生领会刑法分则大厦的全貌，可谓“言约旨远”。因此，该书可谓名副其实的学生友好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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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约旨远，以简御繁：
一部学生友好型刑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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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刑法分论精解》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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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7-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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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波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刑法学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刑法教科书也逐渐从主编型向独著型发展，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并立发展，具有学者鲜明个性和特色的教科书层出不穷。在众多教科书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所著的《刑法分论精解》一书值得关注。与其他教科书动辄上百万字有所不同，《刑法分论精解》的主要特色就是力求简约，以简御繁。作者在扉页上记录了自己长期研习和讲授刑法分论课程的感悟：“初为繁，渐成类，类生精，精后则简矣。”可以说，求精求简是作者在写作该书时的基本宗旨。
为了力求精简，使得初学刑法的本科生能够尽快入门，作者一方面将具体罪名置于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另一方面则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梳理罪名。具体来说，首先，作者介绍各章罪名的立法变迁，旨在通过立法理念约束构成要件解释。对立法原意的追求，体现了解释者的克制与对立法者的尊重。其次，在讲完立法变迁后，作者将罪名组合起来并划分为众多类型，分门别类地探讨其中的疑难问题。为了检索和把握罪名间的内在联系，需要对其分类、组合和排列，后者既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反映了立法者的格局、价值和理念。对此，作者通过分析罪名的语言学结构，将其分为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两类。最后，结合疑难案件与司法解释展开教义分析，并从中梳理适用该类犯罪所需遵守的客观规律与教义规则。
通过上述操作，个罪的疑难问题暴露出来并得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能够满足司法实务对理论与解释方案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分论教科书本身得到了精简。上述精简既不是盲目地放弃部分罪名，也不是随意降低理论的深度以迎合学生，而是结合初学者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保持适当的理论深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案例和司法解释，将刑法适用的完整流程呈现在学生面前。
之所以力求精简，与作者有关刑法分则体系性定位的认识有关。与传统刑法学“重总则轻分则”的做法不同，作者认为分则在整个刑法学中具有奠基作用。如果将刑法比喻成一棵“规范之树”，那么分则就是树上的叶子，总则则是根和茎。分则更贴近社会实践，总则则更理论化，两者处于刑法学的两端。由于理论总是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因此分论也代表着问题导向，而总论代表着体系导向。体系导向有利于定罪量刑的简便化和效率化，但是解决问题是刑法学的最终目的。因此，虽然体系也很重要，但是不能因为坚持体系而影响结论的可接受性。可见，作者在此所讨论的不仅是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更是两者背后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正是基于作者的上述认识，该书在篇章体例与内容展示方面呈现以下特点：首先，重视罪名之间的互补关系，力求将整体刑法秩序解释为完整无遗漏的体系；其次，采用了“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比如，在探讨“公共安全”法益时，作者认为“公共”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质的属性表现在被害对象或危害后果的“不特定”上，量的属性则表现在被害人多或影响范围广等“多数”特性上；最后，作者重视对司法解释的分析，在此过程中政策因素及其所包含的价值判断通过司法解释进入刑法，对刑法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研究方法，该书呈现以下优点：第一，兼顾立法与司法实践。该书在解释理念上更倾向于主观解释，认为刑法解释要尊重立法原意。同时，解释也要面对实践，针对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刑法分论教科书要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二，坚持刑法多元主义和多中心化。多元主义是指在刑法解释中放弃单一的思考模式，从类型化的视角来分析罪名体系。多元主义分析的结果就是刑法的多中心化。对于传统刑法学总是倾向于“一招制敌”的单一思维模式，作者认为应谨慎使用概念，大胆使用类型，“认识观点的繁多，本身就表明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不能希冀用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来解决问题”。第三，力求折中和稳妥的解释，避免走极端。在解释过程中，与其激进不如保守，作者力求达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功利与公正的平衡，理与法的平衡。
总之，作者通过“精简”刑法分则内容，达到了对分论知识的“精解”，最终达到了大道至简，言约旨远，以简御繁的“境界”。该书篇幅不长，总共54万字，对于体积庞大的刑法分则来说是相当简约了。但是在个罪解释方面，作者实际上提出了大量具有新意的观点，只是因为文字简洁，很多观点没有详细展开，要深入了解作者的言外之意，要到作者的论文中去寻找根源，这也是一种“以简御繁”之法。而从该书的理论深度与知识广度来看，其适中的理论深度恰好足以唤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完整的知识广度又足以令学生领会刑法分则大厦的全貌，可谓“言约旨远”。因此，该书可谓名副其实的学生友好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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