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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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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早期，战国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派。法家强调法律对治国理政的意义重大，并且提出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为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朝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将历代实施变法、主张以法治国的改革者们，统称为“法家”，并对该学派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概括：第一，法家不讲亲疏，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二，法家不讲贵贱，不看重社会地位的高低；第三，法家以法律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就是“一断于法”；第四，法家强调“严而少恩”，主张以重刑来治国。
法家学派与其他学派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法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法家思想自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直至秦朝，一直是统治者所信奉的主流思想。至西汉时期，法家思想被董仲舒吸纳，成为新儒学的一部分。至此，我国的法治思想、法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都打上了法家思想的烙印。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如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慎到、商鞅、申不害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将申不害的“术”（意指驾驭之道或帝王之术）、慎到的“势”（意指权势、权威）和商鞅的“法”相结合，并全面总结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明法”“任法”“壹法”三个方面。
“明法”主要强调法律必须公开、简洁、明了。法家认为，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前提是“显”和“明”。“显”就是强调法律要尽可能地公开。一方面，在法家看来，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规范民众行为，百姓是否了解法律的内容，会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如果百姓不知道具体法规，就无法根据法律的指引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法律是各级官员行使职责的依据，是约束官员权力的准绳。如果各级官员不知法律的具体规定，就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百姓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作为规范百姓行为的准则，还是作为衡量官员行为的尺度，法律要想被遵守，公开和可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明”就是强调法律要通俗易懂，明确具体。这样一来，对于老百姓来讲，不管其文化水平是高还是低，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法律的内容，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于各级官员来讲，由于法律对各种行为的尺度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解释和执行起来也会相对容易。
如何“明法”？法家根据不同的对象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对于官员来讲，应当自觉学习法律，及时了解和掌握法律规定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讲，应当以吏为师，不要自己随意地学习和研究法律，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应当及时请教懂法律的官员，由官员答疑解惑，进行权威解读。
“任法”强调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实施。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意思是说，遵循私道治国，国家就会动乱；遵循法度治国，国家就会安定。因此，一个国家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必须有法必依。“任法”要求法律必须实现“必”和“信”：“必”是指法律适用的必然性，“信”是指法律的公信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法律得到坚决贯彻和执行，那么自然就有了公信力，一旦法律有了公信力，人们也就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律也就自然能够得以有效地实施。
如何“任法”？法家认为关键在君主。只要统治者能够将法律作为考察官员功绩、评判民众言行以及衡量其他任何事情的唯一依据，法律就会得到有效实施。“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意思是说，圣明的君主，依照法律的规定选贤举能，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依照法律的规定论功行赏，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感受，统治者只要做到依照法律行事，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办法和手段就能树立自己的威信，治理好国家。
“壹法”强调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卿相还是将军，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百姓，只要违反了法律，犯了罪，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家强调，法律在适用时，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和地位；之前有立功表现或者之前行过善举，但是之后犯罪了，也不能以之前的行为来折抵之后的刑罚。
除了上述主张，法家学说中还有一些法治思想十分先进。例如，法家先驱管仲提出：“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意思是在人们可以做到的情况下，法律才会被遵守。用现在的法律谚语来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与现代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有着共通之处。再如，“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大意是，按照尚未公布的法令去奖赏或者惩罚民众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与“法不溯及既往”的现代法治理念非常相似，旨在强调法律对其生效之前的行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不能依照事后的法律去规范事前的行为。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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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断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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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6-19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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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最早萌芽于春秋早期，战国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派。法家强调法律对治国理政的意义重大，并且提出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为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朝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将历代实施变法、主张以法治国的改革者们，统称为“法家”，并对该学派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概括：第一，法家不讲亲疏，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二，法家不讲贵贱，不看重社会地位的高低；第三，法家以法律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就是“一断于法”；第四，法家强调“严而少恩”，主张以重刑来治国。
法家学派与其他学派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法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和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法家思想自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直至秦朝，一直是统治者所信奉的主流思想。至西汉时期，法家思想被董仲舒吸纳，成为新儒学的一部分。至此，我国的法治思想、法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都打上了法家思想的烙印。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如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慎到、商鞅、申不害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将申不害的“术”（意指驾驭之道或帝王之术）、慎到的“势”（意指权势、权威）和商鞅的“法”相结合，并全面总结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明法”“任法”“壹法”三个方面。
“明法”主要强调法律必须公开、简洁、明了。法家认为，法律得以实施的重要前提是“显”和“明”。“显”就是强调法律要尽可能地公开。一方面，在法家看来，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规范民众行为，百姓是否了解法律的内容，会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如果百姓不知道具体法规，就无法根据法律的指引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法家认为法律是各级官员行使职责的依据，是约束官员权力的准绳。如果各级官员不知法律的具体规定，就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百姓的合法权益。因此，无论是作为规范百姓行为的准则，还是作为衡量官员行为的尺度，法律要想被遵守，公开和可知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明”就是强调法律要通俗易懂，明确具体。这样一来，对于老百姓来讲，不管其文化水平是高还是低，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法律的内容，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于各级官员来讲，由于法律对各种行为的尺度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解释和执行起来也会相对容易。
如何“明法”？法家根据不同的对象也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对于官员来讲，应当自觉学习法律，及时了解和掌握法律规定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讲，应当以吏为师，不要自己随意地学习和研究法律，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应当及时请教懂法律的官员，由官员答疑解惑，进行权威解读。
“任法”强调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实施。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意思是说，遵循私道治国，国家就会动乱；遵循法度治国，国家就会安定。因此，一个国家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必须有法必依。“任法”要求法律必须实现“必”和“信”：“必”是指法律适用的必然性，“信”是指法律的公信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法律得到坚决贯彻和执行，那么自然就有了公信力，一旦法律有了公信力，人们也就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律也就自然能够得以有效地实施。
如何“任法”？法家认为关键在君主。只要统治者能够将法律作为考察官员功绩、评判民众言行以及衡量其他任何事情的唯一依据，法律就会得到有效实施。“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意思是说，圣明的君主，依照法律的规定选贤举能，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依照法律的规定论功行赏，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感受，统治者只要做到依照法律行事，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办法和手段就能树立自己的威信，治理好国家。
“壹法”强调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卿相还是将军，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百姓，只要违反了法律，犯了罪，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家强调，法律在适用时，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和地位；之前有立功表现或者之前行过善举，但是之后犯罪了，也不能以之前的行为来折抵之后的刑罚。
除了上述主张，法家学说中还有一些法治思想十分先进。例如，法家先驱管仲提出：“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意思是在人们可以做到的情况下，法律才会被遵守。用现在的法律谚语来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与现代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有着共通之处。再如，“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大意是，按照尚未公布的法令去奖赏或者惩罚民众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与“法不溯及既往”的现代法治理念非常相似，旨在强调法律对其生效之前的行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不能依照事后的法律去规范事前的行为。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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