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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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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秦朝以法家的法治主义立国，强调“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对官吏的法律素养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尽管秦朝立国时间很短，但“汉承秦制”，这一主张被汉朝所承袭，并得到了发扬光大。汉朝涌现出一大批以法律为职业的官吏，如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丙吉“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正如《汉书·盖宽饶传》所言：“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不仅如此，法律还成为一种家传的学问和职业，如位列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王霸“世好文法”，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司法官吏，王霸自己“亦少为狱吏”。东汉顺帝时司徒吴雄也“明法律，断狱平”，儿子吴䜣，孙子吴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这些法律世家，成为汉朝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代表。
在汉朝的法律世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汉时的杜周和杜延年父子。杜周是西汉著名的酷吏，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他在当时及后世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一度被免官，但后来一直做到了御史大夫（副丞相）之职。杜周对西汉法律最大的贡献，就是撰写了解读法律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大杜律”，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习法律的人都读过这本“大杜律”。杜延年“亦明法律”，他本是大将军霍光的部属，因功得到霍光的赏识。他办案风格同父亲杜周截然不同，史称霍光“持刑罚严”，而杜延年“辅之以宽”“论议持平”，后担任御史大夫一职。他同杜周一样，也曾撰写过解读法律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小杜律”。
汉朝法律世家中口碑最好的，恐怕莫过于西汉的于公、于定国父子了。于公曾担任县和郡的司法官吏，史称其“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他为孝妇被诬案（此案在《古代劝善书中的慎刑观》一文中介绍过，详见《法治日报》2022年12月7日10版）同太守据理力争，最后愤而辞职。新太守上任后，又极力推动为被冤杀的孝妇平反。此案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于公也因此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官职和级别最低的代表性人物。于定国青少年时就同于公学习法律，也担任过郡县的司法官吏，历任廷尉史、侍御史、御史中丞，后又担任廷尉一职。史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被朝廷誉为“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后被任命为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封侯传世”。
而汉朝法律世家中传世最久的，当数东汉颍川郭氏家族。郭氏家族第一代法律专家为郭弘。郭弘学习“小杜律”出身，长期担任郡的司法官吏“决曹掾”一职，“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郭）弘所决者，退无怨情”，被人们比作西汉的于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郭弘之子郭躬传承了父亲的法律职业，并予以发扬光大。郭躬曾招收学生讲授法律，“徒众常数百人”。曾担任郡司法官吏，后被官府征召。虽然位卑官小，但由于他精通法律，所以当时朝廷的一些疑难案件也常常征求他的意见。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秦彭在自己的营地，未征得窦固的同意，就执行军法斩杀人，窦固不满，认为秦彭的行为属于“专擅”，“请诛之”。汉明帝召集公卿大臣讨论该如何处理，郭躬也被邀参与。大臣们都同意窦固的意见，唯独郭躬认为秦彭作为大将，军情紧急，有机断处置权，因此，“于法，（秦）彭得斩之”。最终汉明帝听从了郭躬的意见。
郭躬参与讨论的另一起案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汉明帝认为哥哥没有教好弟弟，责任更大，因此判哥哥死罪，而弟弟免死。但宦官孙章在宣读诏令时，误说成两人一同处死，这属于假传圣旨（矫诏），依法当处腰斩之刑。汉明帝问郭躬当如何处理，郭躬回答说：“（孙）章应罚金。”汉明帝不解，问道：“（孙）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郭躬回答说：“法令有故、误，（孙）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
正是由于郭躬精通法律，对案件处理能把握好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关系，因此一直在司法机关任职，最终做到了廷尉一职，“决狱断刑，多依矜恕”“奏谳法科，多所生全”，并主持法律的修改，“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郭躬的子侄辈也延续传承了法律职业。郭躬的儿子郭晊精通法律，官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侄子郭镇做到廷尉一职，被封为定颍侯，食邑二千户。郭镇的两个儿子郭贺与郭祯以及侄子郭禧也都因明习法律，官至廷尉。因此，“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家世掌法”“凡郭氏为廷尉者七人”。
除了郭氏家族外，沛国的陈氏家族也是著名的法律世家。陈咸于西汉成帝、哀帝时因明习律令而任侍御史，后因见朝政混乱，和儿子一同辞官归隐乡里，并“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他常告诫子孙说：“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孙子陈躬在东汉初年曾出任廷尉左监，陈躬的儿子陈宠继承家学，成为东汉著名的法律专家。他于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接替郭躬任廷尉，“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并主持法律修订，一直做到司空，位居宰相之职。陈宠的儿子陈忠也是一位法律名家，以明习法律历任司法职务，他“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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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代的法律世家看法律知识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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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6-12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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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秦朝以法家的法治主义立国，强调“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对官吏的法律素养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尽管秦朝立国时间很短，但“汉承秦制”，这一主张被汉朝所承袭，并得到了发扬光大。汉朝涌现出一大批以法律为职业的官吏，如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丙吉“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正如《汉书·盖宽饶传》所言：“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不仅如此，法律还成为一种家传的学问和职业，如位列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王霸“世好文法”，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司法官吏，王霸自己“亦少为狱吏”。东汉顺帝时司徒吴雄也“明法律，断狱平”，儿子吴䜣，孙子吴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这些法律世家，成为汉朝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代表。
在汉朝的法律世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汉时的杜周和杜延年父子。杜周是西汉著名的酷吏，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他在当时及后世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虽然一度被免官，但后来一直做到了御史大夫（副丞相）之职。杜周对西汉法律最大的贡献，就是撰写了解读法律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大杜律”，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习法律的人都读过这本“大杜律”。杜延年“亦明法律”，他本是大将军霍光的部属，因功得到霍光的赏识。他办案风格同父亲杜周截然不同，史称霍光“持刑罚严”，而杜延年“辅之以宽”“论议持平”，后担任御史大夫一职。他同杜周一样，也曾撰写过解读法律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小杜律”。
汉朝法律世家中口碑最好的，恐怕莫过于西汉的于公、于定国父子了。于公曾担任县和郡的司法官吏，史称其“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他为孝妇被诬案（此案在《古代劝善书中的慎刑观》一文中介绍过，详见《法治日报》2022年12月7日10版）同太守据理力争，最后愤而辞职。新太守上任后，又极力推动为被冤杀的孝妇平反。此案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于公也因此成为中国法制史上官职和级别最低的代表性人物。于定国青少年时就同于公学习法律，也担任过郡县的司法官吏，历任廷尉史、侍御史、御史中丞，后又担任廷尉一职。史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被朝廷誉为“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后被任命为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封侯传世”。
而汉朝法律世家中传世最久的，当数东汉颍川郭氏家族。郭氏家族第一代法律专家为郭弘。郭弘学习“小杜律”出身，长期担任郡的司法官吏“决曹掾”一职，“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郭）弘所决者，退无怨情”，被人们比作西汉的于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郭弘之子郭躬传承了父亲的法律职业，并予以发扬光大。郭躬曾招收学生讲授法律，“徒众常数百人”。曾担任郡司法官吏，后被官府征召。虽然位卑官小，但由于他精通法律，所以当时朝廷的一些疑难案件也常常征求他的意见。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秦彭在自己的营地，未征得窦固的同意，就执行军法斩杀人，窦固不满，认为秦彭的行为属于“专擅”，“请诛之”。汉明帝召集公卿大臣讨论该如何处理，郭躬也被邀参与。大臣们都同意窦固的意见，唯独郭躬认为秦彭作为大将，军情紧急，有机断处置权，因此，“于法，（秦）彭得斩之”。最终汉明帝听从了郭躬的意见。
郭躬参与讨论的另一起案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汉明帝认为哥哥没有教好弟弟，责任更大，因此判哥哥死罪，而弟弟免死。但宦官孙章在宣读诏令时，误说成两人一同处死，这属于假传圣旨（矫诏），依法当处腰斩之刑。汉明帝问郭躬当如何处理，郭躬回答说：“（孙）章应罚金。”汉明帝不解，问道：“（孙）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郭躬回答说：“法令有故、误，（孙）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
正是由于郭躬精通法律，对案件处理能把握好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关系，因此一直在司法机关任职，最终做到了廷尉一职，“决狱断刑，多依矜恕”“奏谳法科，多所生全”，并主持法律的修改，“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郭躬的子侄辈也延续传承了法律职业。郭躬的儿子郭晊精通法律，官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侄子郭镇做到廷尉一职，被封为定颍侯，食邑二千户。郭镇的两个儿子郭贺与郭祯以及侄子郭禧也都因明习法律，官至廷尉。因此，“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家世掌法”“凡郭氏为廷尉者七人”。
除了郭氏家族外，沛国的陈氏家族也是著名的法律世家。陈咸于西汉成帝、哀帝时因明习律令而任侍御史，后因见朝政混乱，和儿子一同辞官归隐乡里，并“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他常告诫子孙说：“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孙子陈躬在东汉初年曾出任廷尉左监，陈躬的儿子陈宠继承家学，成为东汉著名的法律专家。他于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接替郭躬任廷尉，“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并主持法律修订，一直做到司空，位居宰相之职。陈宠的儿子陈忠也是一位法律名家，以明习法律历任司法职务，他“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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