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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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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时，一对父子打起了官司。孔子将儿子拘押，采用“拖延战术”，三个月迟迟不裁决。后来父亲主动请求撤诉，孔子也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当时鲁国的执政季孙氏对此不满，认为孔子主张以孝治国，但却赦免了不孝子。孔子解释说：治理国家应以教化为主，百姓不孝是教化不够的缘故，为政者不能行教化而一味用刑，这与杀无辜之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息父子讼的故事被后世所推崇，并发扬光大，历代化干戈为玉帛的司法案例不胜枚举、串珠成线。据清代《陆稼书判牍》记载：康熙年间，陆陇其任某地知县时，有兄弟二人因争财打起了官司。陆陇其不查谁是谁非，只让弟弟唤叫“哥哥”，哥哥唤叫“弟弟”，互相唤叫不到五十声时，双方都泪沾衣襟，自愿息讼。
在《论语·学而》篇中，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通过孔子息父子讼和陆陇其审兄弟争财这两个故事，联系《论语》这些论断，有以下启迪和思考。
第一，以和为贵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无原则地求“和”。“和”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历代开明统治者都把构建和谐秩序作为基本目标。《论语》既强调“和为贵”，又强调“以礼节之”，认为不能为了“和”而“和”，如果不能按照礼法原则去规范，“和为贵”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要在礼法的轨道上追求和谐秩序。
第二，天下无讼是“和为贵”思想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实现“无讼”的基本途径是教化和调解。孔子所说的“无讼”不是没有纷争，也并不限制和排斥诉讼，只是认为明察善断固然重要，而教化人心、实现“无讼”更重要。孔子提出“富之”“教之”的治本之策，并认为道德教化只要持之以恒，最终是可以战胜残暴、消除犯罪的。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评说：“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为了实现“无讼”，中国古代调解制度达到了世所罕见的完备程度，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显著特征。
第三，“无讼”不只是儒家，也是道家和法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这一点上可谓百家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而治、谦和不争，这与儒家所追求的“无讼”不谋而合。法家明确主张“定分止争”“以刑去刑”“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强调运用法律定名分、确权属、明是非、重刑罚，从而预防和化解纷争，这和儒家“以礼节之”“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丰富和完善了古代“无讼”思想。
“无讼”思想虽然产生于农耕文明的熟人社会，但其中蕴含的崇尚和谐、注重教化、淳厚风俗、定分止争等内容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至今熠熠生辉，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滋养，提醒我们更加注重抓前端、治未病，推进源头治理；更加注重法教并举，在明确权利义务、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把非诉挺在前面，以多元方式最大程度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六尺巷”的故事，张英在给家人回信所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以此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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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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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6-0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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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黎明
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时，一对父子打起了官司。孔子将儿子拘押，采用“拖延战术”，三个月迟迟不裁决。后来父亲主动请求撤诉，孔子也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当时鲁国的执政季孙氏对此不满，认为孔子主张以孝治国，但却赦免了不孝子。孔子解释说：治理国家应以教化为主，百姓不孝是教化不够的缘故，为政者不能行教化而一味用刑，这与杀无辜之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息父子讼的故事被后世所推崇，并发扬光大，历代化干戈为玉帛的司法案例不胜枚举、串珠成线。据清代《陆稼书判牍》记载：康熙年间，陆陇其任某地知县时，有兄弟二人因争财打起了官司。陆陇其不查谁是谁非，只让弟弟唤叫“哥哥”，哥哥唤叫“弟弟”，互相唤叫不到五十声时，双方都泪沾衣襟，自愿息讼。
在《论语·学而》篇中，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通过孔子息父子讼和陆陇其审兄弟争财这两个故事，联系《论语》这些论断，有以下启迪和思考。
第一，以和为贵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但不能无原则地求“和”。“和”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历代开明统治者都把构建和谐秩序作为基本目标。《论语》既强调“和为贵”，又强调“以礼节之”，认为不能为了“和”而“和”，如果不能按照礼法原则去规范，“和为贵”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要在礼法的轨道上追求和谐秩序。
第二，天下无讼是“和为贵”思想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实现“无讼”的基本途径是教化和调解。孔子所说的“无讼”不是没有纷争，也并不限制和排斥诉讼，只是认为明察善断固然重要，而教化人心、实现“无讼”更重要。孔子提出“富之”“教之”的治本之策，并认为道德教化只要持之以恒，最终是可以战胜残暴、消除犯罪的。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评说：“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为了实现“无讼”，中国古代调解制度达到了世所罕见的完备程度，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显著特征。
第三，“无讼”不只是儒家，也是道家和法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在这一点上可谓百家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而治、谦和不争，这与儒家所追求的“无讼”不谋而合。法家明确主张“定分止争”“以刑去刑”“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强调运用法律定名分、确权属、明是非、重刑罚，从而预防和化解纷争，这和儒家“以礼节之”“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丰富和完善了古代“无讼”思想。
“无讼”思想虽然产生于农耕文明的熟人社会，但其中蕴含的崇尚和谐、注重教化、淳厚风俗、定分止争等内容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至今熠熠生辉，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滋养，提醒我们更加注重抓前端、治未病，推进源头治理；更加注重法教并举，在明确权利义务、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把非诉挺在前面，以多元方式最大程度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六尺巷”的故事，张英在给家人回信所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以此作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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