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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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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等先秦史籍记载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然后根据其远近程度承担不同义务的地方行政划分的畿服制度。《周礼·夏官》的“职方氏”和“大司马”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从王畿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共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周礼·秋官》的“大行人”还记载了“六服一番”: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在这里,依照侯、甸、男、采、卫、要的顺序,既规定了每次的贡期分别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和六年,也规定了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而在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这种制度依据地理上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同时也规定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顾颉刚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服者,服事天子也。甸,田也,甸服是周天子所赖以食者。侯,诸侯也,侯服是周王朝所封殖以自卫也。宾服是前氏王族之有周者,周人则以客礼待之,希望其能服从新政权,转而为周王之屏藩。蛮夷是指那些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的方国,与周王室尚不密切,然犹服周人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是未受中原文化之陶冶的方国,时时入寇,臣服无常,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国语·周语》还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又分别规定了他们的祭祀时间是“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种自远而近贡献逐渐减少的制度,表明不同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远近的不同,也表明诸侯国自治权大小的不同。 虽然文献对畿服制度的描述非常刻板,不可能是先秦的政治现实,肯定包含了学者理想化的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尚书·酒诰》中,周王追述了商朝人的内外服制度:“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此即商王在王都附近直属领地内通过一套职官系统来管理,而在更远的外围地区则通过“侯甸男卫邦伯”来管领。《尚书·禹贡》包括了“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大禹划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个州;同时也规定了从王都向四周每五百里为一“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周礼》等先秦史籍中记载的畿服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周礼》的畿服制度发展出拱卫皇朝宫殿的畿辅制度。畿辅,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地区,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皇权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而,围绕京城的特殊行政区域——畿辅,在文化上也展现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殊面貌。畿辅以京城为中心,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会呈现历时变化,但其所承担的诸如京官供给、京城防卫等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却始终不变。 第二,《周礼》中畿服制度强调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不同的部落方国,赋予他们大小不同的自治权,受这一理念影响,从秦代开始,各少数民族或作为统一王朝的臣民,在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管辖内共同生活;或自建政权,组成相对并存的政治实体,彼此结邻错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治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当时南方吴越、楚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秦设郡置县,统隶关系与中原的郡县并无二致。但在川西南、云贵泛称“西南夷”的地区,秦始皇并不设郡县,“颇置吏也”,仅派官员住在那里,监督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地方事务。这是秦王朝境内郡县制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域。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开历代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先河。 第三,中国古代畿服制度对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都有一定影响。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但我国宪法强调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港澳台地区的历史,因而赋予他们不同的自治权。 第四,我国改革开放后设置的经济特区制度,也受中国古代畿服制度的影响。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行动能力,它在经济上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区域。 过去,学术界讨论古代“大一统”问题比较多,但未能注意“大一统”下面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对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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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畿服制度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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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2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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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等先秦史籍记载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然后根据其远近程度承担不同义务的地方行政划分的畿服制度。《周礼·夏官》的“职方氏”和“大司马”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从王畿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共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周礼·秋官》的“大行人”还记载了“六服一番”: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在这里,依照侯、甸、男、采、卫、要的顺序,既规定了每次的贡期分别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和六年,也规定了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而在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这种制度依据地理上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同时也规定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顾颉刚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服者,服事天子也。甸,田也,甸服是周天子所赖以食者。侯,诸侯也,侯服是周王朝所封殖以自卫也。宾服是前氏王族之有周者,周人则以客礼待之,希望其能服从新政权,转而为周王之屏藩。蛮夷是指那些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的方国,与周王室尚不密切,然犹服周人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是未受中原文化之陶冶的方国,时时入寇,臣服无常,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国语·周语》还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又分别规定了他们的祭祀时间是“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种自远而近贡献逐渐减少的制度,表明不同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远近的不同,也表明诸侯国自治权大小的不同。 虽然文献对畿服制度的描述非常刻板,不可能是先秦的政治现实,肯定包含了学者理想化的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尚书·酒诰》中,周王追述了商朝人的内外服制度:“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此即商王在王都附近直属领地内通过一套职官系统来管理,而在更远的外围地区则通过“侯甸男卫邦伯”来管领。《尚书·禹贡》包括了“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大禹划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个州;同时也规定了从王都向四周每五百里为一“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周礼》等先秦史籍中记载的畿服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周礼》的畿服制度发展出拱卫皇朝宫殿的畿辅制度。畿辅,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地区,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皇权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而,围绕京城的特殊行政区域——畿辅,在文化上也展现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殊面貌。畿辅以京城为中心,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会呈现历时变化,但其所承担的诸如京官供给、京城防卫等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却始终不变。 第二,《周礼》中畿服制度强调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不同的部落方国,赋予他们大小不同的自治权,受这一理念影响,从秦代开始,各少数民族或作为统一王朝的臣民,在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管辖内共同生活;或自建政权,组成相对并存的政治实体,彼此结邻错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治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当时南方吴越、楚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秦设郡置县,统隶关系与中原的郡县并无二致。但在川西南、云贵泛称“西南夷”的地区,秦始皇并不设郡县,“颇置吏也”,仅派官员住在那里,监督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地方事务。这是秦王朝境内郡县制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域。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开历代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先河。 第三,中国古代畿服制度对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都有一定影响。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但我国宪法强调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港澳台地区的历史,因而赋予他们不同的自治权。 第四,我国改革开放后设置的经济特区制度,也受中国古代畿服制度的影响。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行动能力,它在经济上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区域。 过去,学术界讨论古代“大一统”问题比较多,但未能注意“大一统”下面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对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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