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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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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在宋以来的历代状元策里，治法、治人与治心是状元对策探讨法治建设时关注度较高的问题，清代状元策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受到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的影响，在讨论治国之道时，大都赞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具体表现在法治建设方面，在回答策问关于以法治国理政的路径，尤其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时，大都主张治道本于治法，治法必有治人，治人必先治心的逻辑和路径。
其一，治道本于治法，治法是治道的手段。以法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路径，这可以说是清代状元策的一个共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状元沈廷文在对策开篇就说，“臣闻帝王膺图御宇而绵历服于无疆也，必有经理天下之治法，以开一代之鸿猷；必有忧劳天下之实政，以垂万年之至计。何为治法，立纲陈纪，建久安长治之规”，并指出：“顾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实政之举，不存乎政，而存乎敷政之实心。”不仅指出了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述了治法、治人与治心之间的关系。
就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治法、治人与治心三者中，治法无疑是最重要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状元李蟠在对策中就说：“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立天下之大法，贵贱皆涤虑洗心，被圣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必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状元徐陶璋在对策中进一步指出：“国家久安长治之业，在乎法之尽善，而尤在坚其守法之心。”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状元汪应铨在对策中也说：“法无大小，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则无纷更多事之端。”都把治法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
其二，治法必有治人，治人是治法的基础。无论是殿试的策问题，还是状元的对策，都多次提到孟子的名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有治法，关键在于有治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状元史大成在对策中说，“盖得治人，则纪纲可振，法度可张”“不得治人，则纪纲愈纷而愈不振，法度愈变而愈不张”。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状元汪绎的对策里对此也有过详细的阐述：治理国家不仅要“有经久不敝之法”，也要“有明作有为之人”，因为“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大纲以举，万目以张，礼乐刑政，凛然有以定夺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上有率作兴事之心，而其下乃无怠窳玩愒之弊矣”。因此，“当已安已治之时，而讲求夫安民阜物之道者，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矣”。
而治人的关键，在于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官吏，尤其是朝廷的高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殿试策问就明确指出：“善为政者，安民必先察吏。”状元石韫玉在对策中说：“治官之道，有治人，无治法，而察吏先察大吏始。为大吏者，果能实心任事，洁己率属，则寮吏宁有玩延庇饰之事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状元吴其濬在回答策问提出的“大法小廉，治理所先”问题时说：“安民之道，在乎选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淡泊自守，而或短于才，则诸事必不免废弛；能吏奋发有为，而或失其守，则举动不免轻浮，故察吏之要，必先责其操守，而即试其材能。”
为了说明治人对治法的重要性，一些状元在对策里都举了王安石与王守仁的例子。如道光二年（1822年）状元戴兰芬在对策中谈到保甲制度时说：“自古诘奸之法，保甲为善。然王守仁行之于明，而民恃以安；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且为累，则有治人无治法也。”
其三，治人必先治心，治心是治人的根本。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殿试策问就提出：“古帝王所以握万化之原，而端出治之本者，不更有心法在乎？”治人，首先要有以法致治之心。在状元们看来，以法治理国家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制，还要有严格依法贯彻执行法律的官员，更要有坚定的实施法律、推进法治的实心与诚心。康熙十二年（1673年）状元韩菼在对策中说，“帝王欲举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万事之权舆，至治之根柢也……为政而不本于心，虽欲举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无一可”。嘉庆六年（1801年）状元顾皋在对策中也直言：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莫不本心法以为治法”。这也就是状元们在对策中多次强调的“治心”。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状元陈初哲在谈到法制建设相关问题时说：“愿法能治其人，而人必自纠其心。”道光三十年（1850年）状元陆增祥在对策中也说，“古来治法悉本于心法”，他还援引宋代大儒朱熹的话说：“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纪纲之立，治安之机也。”
而治心的关键，在于一“诚”字。就以法治理而言，就是要有推行法治的实心与诚心。康熙六十年（1721年）状元邓钟岳在对策中说：君主治理国家“所以纲纪乎天下者存乎政，而其所以运量乎天下者存乎心，本心而达之政，而贞千年如一日者存乎诚”。对那些“治人”亦即贯彻执行法律的官员而言，这种实心和诚心具体表现为严格依法办事和执行法律的公正之心。嘉庆二十五年状元陈继昌在策问中就说，“惟其操其柄者，一本乎公正之心，以赏善而黜恶，而大吏复体此意，以相懋免，不阿所好，不徇所私”；咸丰十年（1860年）状元在回答策问提出的“治法心法”问题时，也援引了儒家学者论证“司寇弼教，明于五刑”的“协于中则皆祥刑矣”观点，阐明“统古今治法心法而一以贯之”的道理。
因此，治法、治人与治心三者的有机结合，是推行治道、实施法治的基本路径。本文开头提到的康熙二十七年状元沈廷文的对策，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其中的关系，他认为，“治法必恃有治人，实政必本于实心”，并说：治国理政之道“惟在诸臣洗心涤虑，以皇上之心为心，而不徒循一日之虚名以苟贪禄位，则治法立而实政修”。
（《从清代殿试策问题看法制建设的关注点——清代状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观之一》详见于《法治日报》2024年1月24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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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之道：治法、治人与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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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状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观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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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1-31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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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在宋以来的历代状元策里，治法、治人与治心是状元对策探讨法治建设时关注度较高的问题，清代状元策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受到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的影响，在讨论治国之道时，大都赞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具体表现在法治建设方面，在回答策问关于以法治国理政的路径，尤其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时，大都主张治道本于治法，治法必有治人，治人必先治心的逻辑和路径。
其一，治道本于治法，治法是治道的手段。以法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路径，这可以说是清代状元策的一个共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状元沈廷文在对策开篇就说，“臣闻帝王膺图御宇而绵历服于无疆也，必有经理天下之治法，以开一代之鸿猷；必有忧劳天下之实政，以垂万年之至计。何为治法，立纲陈纪，建久安长治之规”，并指出：“顾治法之立，不恃乎法，而恃乎行法之治人；实政之举，不存乎政，而存乎敷政之实心。”不仅指出了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述了治法、治人与治心之间的关系。
就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治法、治人与治心三者中，治法无疑是最重要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状元李蟠在对策中就说：“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立天下之大法，贵贱皆涤虑洗心，被圣人之化，而察吏安民之效必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状元徐陶璋在对策中进一步指出：“国家久安长治之业，在乎法之尽善，而尤在坚其守法之心。”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状元汪应铨在对策中也说：“法无大小，而行之既久，守而勿失，则无纷更多事之端。”都把治法放在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
其二，治法必有治人，治人是治法的基础。无论是殿试的策问题，还是状元的对策，都多次提到孟子的名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有治法，关键在于有治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状元史大成在对策中说，“盖得治人，则纪纲可振，法度可张”“不得治人，则纪纲愈纷而愈不振，法度愈变而愈不张”。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状元汪绎的对策里对此也有过详细的阐述：治理国家不仅要“有经久不敝之法”，也要“有明作有为之人”，因为“有其法，故事得其序，而大纲以举，万目以张，礼乐刑政，凛然有以定夺臣民之法守；有其人，故官得其宜，而大臣以法，小臣以廉”“上有率作兴事之心，而其下乃无怠窳玩愒之弊矣”。因此，“当已安已治之时，而讲求夫安民阜物之道者，亦惟以治人行治法而已矣”。
而治人的关键，在于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官吏，尤其是朝廷的高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殿试策问就明确指出：“善为政者，安民必先察吏。”状元石韫玉在对策中说：“治官之道，有治人，无治法，而察吏先察大吏始。为大吏者，果能实心任事，洁己率属，则寮吏宁有玩延庇饰之事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状元吴其濬在回答策问提出的“大法小廉，治理所先”问题时说：“安民之道，在乎选吏，而吏有廉吏，有能吏。廉吏淡泊自守，而或短于才，则诸事必不免废弛；能吏奋发有为，而或失其守，则举动不免轻浮，故察吏之要，必先责其操守，而即试其材能。”
为了说明治人对治法的重要性，一些状元在对策里都举了王安石与王守仁的例子。如道光二年（1822年）状元戴兰芬在对策中谈到保甲制度时说：“自古诘奸之法，保甲为善。然王守仁行之于明，而民恃以安；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且为累，则有治人无治法也。”
其三，治人必先治心，治心是治人的根本。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殿试策问就提出：“古帝王所以握万化之原，而端出治之本者，不更有心法在乎？”治人，首先要有以法致治之心。在状元们看来，以法治理国家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制，还要有严格依法贯彻执行法律的官员，更要有坚定的实施法律、推进法治的实心与诚心。康熙十二年（1673年）状元韩菼在对策中说，“帝王欲举治天下之大法，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夫心者，万事之权舆，至治之根柢也……为政而不本于心，虽欲举唐虞三代之法施之而无一可”。嘉庆六年（1801年）状元顾皋在对策中也直言：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莫不本心法以为治法”。这也就是状元们在对策中多次强调的“治心”。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状元陈初哲在谈到法制建设相关问题时说：“愿法能治其人，而人必自纠其心。”道光三十年（1850年）状元陆增祥在对策中也说，“古来治法悉本于心法”，他还援引宋代大儒朱熹的话说：“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纪纲之立，治安之机也。”
而治心的关键，在于一“诚”字。就以法治理而言，就是要有推行法治的实心与诚心。康熙六十年（1721年）状元邓钟岳在对策中说：君主治理国家“所以纲纪乎天下者存乎政，而其所以运量乎天下者存乎心，本心而达之政，而贞千年如一日者存乎诚”。对那些“治人”亦即贯彻执行法律的官员而言，这种实心和诚心具体表现为严格依法办事和执行法律的公正之心。嘉庆二十五年状元陈继昌在策问中就说，“惟其操其柄者，一本乎公正之心，以赏善而黜恶，而大吏复体此意，以相懋免，不阿所好，不徇所私”；咸丰十年（1860年）状元在回答策问提出的“治法心法”问题时，也援引了儒家学者论证“司寇弼教，明于五刑”的“协于中则皆祥刑矣”观点，阐明“统古今治法心法而一以贯之”的道理。
因此，治法、治人与治心三者的有机结合，是推行治道、实施法治的基本路径。本文开头提到的康熙二十七年状元沈廷文的对策，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其中的关系，他认为，“治法必恃有治人，实政必本于实心”，并说：治国理政之道“惟在诸臣洗心涤虑，以皇上之心为心，而不徒循一日之虚名以苟贪禄位，则治法立而实政修”。
（《从清代殿试策问题看法制建设的关注点——清代状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观之一》详见于《法治日报》2024年1月24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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