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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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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由于受到“八股取士”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里，明代科举考试的文章文体严格受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文章内容空洞无物，因而受到后人的诟病。其实，八股文只是一种考试的文体，在明代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殿试的策问中，依然延续了宋代以来的传统，不仅文体是散文体，而且内容也是围绕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主题，阐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回答朝廷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其中不少是同国家的法制建设相关的。
明太祖朱元璋以法立国，后世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反映在殿试的策问里，有关法制建设主要聚焦于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成化八年（1472年）策问提出的“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正德十二年（1517年）策问也提出：“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二是关于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关系问题，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策问提出：“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过曰道、曰法而已。”三是法制建设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如正统十三年（1448年）策问提出：“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古先圣王无遗善无遗恶，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而状元们在对策时提出的有关见解和主张，也是有的放矢，针对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对法制建设的认识和观点。这些认识和见解作为状元策的内容被接受，至少是适应了执政者的要求与看法，反映了当时基本的法制主张。
其一，治国之道与法制建设。这也是状元策有关法制建设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法是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之一，这至少在状元策里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天顺四年（1460年）状元王一夔在对策中说：“帝王治天下之术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礼乐刑政而已。”礼乐为本，以教化百姓，而“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惩其恣肆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状元费宏在对策中也说“致治之道存乎法”“非法无以维天下之势”，因此帝王要建立宏图大业，必须建章立制“以尽天下之治，以贻子孙之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理学占据了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状元策在谈到法制建设问题时，也大都把理学所主张的“正心诚意”作为推行法制建设的关键。天顺四年状元王一夔在对策中就说：“陛下能于礼、乐、刑、政之用，一本于诚，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成化五年（1469年）状元张升在对策中也说：“治本于道，道本于诚，非道不足以善治，非诚不足以立道。”因此，只有君主诚心推行法制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其二，治法与治人。与前代学者一样，明代的状元们在回答法制建设的问题时，也都把人的作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先有治人，然后才能有治法。成化八年状元吴宽在对策中提出“天下之事，非法不能以自举；天下之法，非人不能以自行。故法所以举其事，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而“法之立也本无弊，法之用也始有弊。法不自用，待人而后用”。他专门以负责审判的典狱官为例“典狱而非其人，则狱多冤抑”，因此，“夫典狱者，下既得乎人情，上不徇乎君之意，则刑之所加皆得其当，而奸顽岂有不惩艾者哉”。成化二十三年状元费宏在对策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法之立也，本无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则存乎其人。”
而治人的关键，则在于治心。成化八年状元吴宽在对策中谈到三者的关系时就认为：“欲事之举也，在乎法，有治法而天下无不举之事；欲法之行也，在乎人，有治人而天下无不行之法；欲人之用也，在乎心，有治心而天下无不用之人。”并特别指出，那些司法审判官在“听狱之际，一或不尽其心，则刑有不得其当者”。成化十一年（1475年）状元谢迁在对策中也认为“有其政而无其心，是谓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仁政本之仁心，则内外兼举，本末不遗，而为治之道得矣”。
最后，如何实施法制。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一些状元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关于德与刑兼用的问题，嘉靖十七年（1538年）状元茅瓒在对策中指出：“道之相兼以适其宜也，然天下之势有强弱，而人君之政有德与刑。”“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甫刑……后世不师古，遂以为三代之治纯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远欤？”关于宽猛相济问题，永乐十年（1412年）状元马铎在回答策问提出的“盖为治之道，宽猛相济，各适其宜”时说：“宽而不流于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于苛察，有宽者在。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体也。”关于发挥刑罚预防犯罪作用的问题，正统十三年状元彭时在回答策问提出的“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的问题时说：“若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之恶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苟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惩而远罪乎？”因此，“欲人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就应当“罚不徒罚，罚一人而千万人知惩”，如此则“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远于罪哉”。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的状元策里，还有专门谈法制建设问题的。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殿试策问就聚焦于“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因而如何才能做到“法举而令行”的问题，状元焦竑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完善国家法制的重要性，提出要倡导礼教，厉行法制，认为“法度者，稗民之辔衔也”，并提出“凌肆虽贵近必斥，权横虽身后必诛”，从而达到“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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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状元策所反映的法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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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01-1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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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由于受到“八股取士”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里，明代科举考试的文章文体严格受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文章内容空洞无物，因而受到后人的诟病。其实，八股文只是一种考试的文体，在明代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殿试的策问中，依然延续了宋代以来的传统，不仅文体是散文体，而且内容也是围绕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主题，阐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回答朝廷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其中不少是同国家的法制建设相关的。
明太祖朱元璋以法立国，后世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反映在殿试的策问里，有关法制建设主要聚焦于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成化八年（1472年）策问提出的“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正德十二年（1517年）策问也提出：“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二是关于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关系问题，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策问提出：“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过曰道、曰法而已。”三是法制建设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如正统十三年（1448年）策问提出：“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古先圣王无遗善无遗恶，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而状元们在对策时提出的有关见解和主张，也是有的放矢，针对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对法制建设的认识和观点。这些认识和见解作为状元策的内容被接受，至少是适应了执政者的要求与看法，反映了当时基本的法制主张。
其一，治国之道与法制建设。这也是状元策有关法制建设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法是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之一，这至少在状元策里应该是一个基本共识。天顺四年（1460年）状元王一夔在对策中说：“帝王治天下之术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礼乐刑政而已。”礼乐为本，以教化百姓，而“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惩其恣肆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状元费宏在对策中也说“致治之道存乎法”“非法无以维天下之势”，因此帝王要建立宏图大业，必须建章立制“以尽天下之治，以贻子孙之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理学占据了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状元策在谈到法制建设问题时，也大都把理学所主张的“正心诚意”作为推行法制建设的关键。天顺四年状元王一夔在对策中就说：“陛下能于礼、乐、刑、政之用，一本于诚，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成化五年（1469年）状元张升在对策中也说：“治本于道，道本于诚，非道不足以善治，非诚不足以立道。”因此，只有君主诚心推行法制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其二，治法与治人。与前代学者一样，明代的状元们在回答法制建设的问题时，也都把人的作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先有治人，然后才能有治法。成化八年状元吴宽在对策中提出“天下之事，非法不能以自举；天下之法，非人不能以自行。故法所以举其事，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而“法之立也本无弊，法之用也始有弊。法不自用，待人而后用”。他专门以负责审判的典狱官为例“典狱而非其人，则狱多冤抑”，因此，“夫典狱者，下既得乎人情，上不徇乎君之意，则刑之所加皆得其当，而奸顽岂有不惩艾者哉”。成化二十三年状元费宏在对策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法之立也，本无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则存乎其人。”
而治人的关键，则在于治心。成化八年状元吴宽在对策中谈到三者的关系时就认为：“欲事之举也，在乎法，有治法而天下无不举之事；欲法之行也，在乎人，有治人而天下无不行之法；欲人之用也，在乎心，有治心而天下无不用之人。”并特别指出，那些司法审判官在“听狱之际，一或不尽其心，则刑有不得其当者”。成化十一年（1475年）状元谢迁在对策中也认为“有其政而无其心，是谓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仁政本之仁心，则内外兼举，本末不遗，而为治之道得矣”。
最后，如何实施法制。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一些状元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关于德与刑兼用的问题，嘉靖十七年（1538年）状元茅瓒在对策中指出：“道之相兼以适其宜也，然天下之势有强弱，而人君之政有德与刑。”“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甫刑……后世不师古，遂以为三代之治纯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远欤？”关于宽猛相济问题，永乐十年（1412年）状元马铎在回答策问提出的“盖为治之道，宽猛相济，各适其宜”时说：“宽而不流于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于苛察，有宽者在。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体也。”关于发挥刑罚预防犯罪作用的问题，正统十三年状元彭时在回答策问提出的“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的问题时说：“若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之恶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苟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惩而远罪乎？”因此，“欲人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就应当“罚不徒罚，罚一人而千万人知惩”，如此则“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远于罪哉”。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的状元策里，还有专门谈法制建设问题的。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殿试策问就聚焦于“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因而如何才能做到“法举而令行”的问题，状元焦竑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完善国家法制的重要性，提出要倡导礼教，厉行法制，认为“法度者，稗民之辔衔也”，并提出“凌肆虽贵近必斥，权横虽身后必诛”，从而达到“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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