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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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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红
秦国的兴盛起于商鞅变法，而秦朝的灭亡则源于其繁刑严诛，正所谓“其兴也法，其亡也法”。贾谊的千古名篇《过秦论》，正是对秦亡原因的剖析。那么，秦法的“繁刑严诛”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被派去驻守渔阳的陈胜、吴广因中途遭遇大雨，不能如期抵达目的地，而根据秦律的规定，“失期，法皆斩”，他们都得身首异处，完全没有“情势变更”的可能。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一群无可选择的“氓隶之人”揭竿而起。可以说，秦法的繁苛正是秦亡的直接导火索。
其实，《过秦论》一文谈及秦律时，只做了概括性的评价，而《陈涉世家》也仅是借陈胜、吴广之口，说明了秦律苛酷的一面。事实上，秦律无论是在“秦国”时，还是在其延续到“秦朝”时，其规定可谓事无巨细，几乎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了“皆有法式”的境地。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法网过密虽然使人们难以喘息，然而，在秦成就一统大业的过程中，细密的法网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喜欢说“细节决定成败”，当时的秦之所以能实现“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图伟业，可能正是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促成的。
在秦律中有一部规定产品规格的《工律》，它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也就是说对于同一规格的产品，其大小、长短、宽厚都必须完全相同，不得参差不齐。另外，在《工人程》中还规定了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定额和工作量，比如根据季节、年龄、体力、性别等的差别，分别作出规定，而对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定额等要求也有所不同。这些规定，既有利于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也有利于进行规模化、大批量的生产。
法律人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往往惊叹于秦人规制的细密，至于这对当时秦统一天下有什么作用，其分析却跳不出我们固有的圈子。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给出了另一番解释，让人们从另一扇窗户里欣赏熟悉的风景时，看到了不同的景观景致。秦代规划度量衡，使全国都有同一标准。这一“标准化”的工作，在考古学所见数据，都可见到绩效，当然，遗留至今的秦权秦量，都是具体的实物证据。在秦代遗物的箭镞瓦当，大小形制都是数千件一致，我们也可觑见秦人工艺产品的“标准化”。秦代官家作坊，出品都列举由工人到各级官员的名字，实是显示工作的责任制。
秦代兵器的标准化，可能是秦人能够以武力击败六国的原因之一。战国七雄的军事力量，各有特色，齐人尚技击，魏卒重材武，韩国兵器犀利，荆楚步卒，吴越剑士……均有可观之处。但秦人武库所积，若以“标准化”为特色，则不仅生产迅速，而且诸军配备整齐划一，于训练及补充，都有方便。则秦人之常胜，终于使“六王毕”，即不是偶然了。法史学者囿于法律研究的界限，只看到了秦代立法技术的精细和法律调整范围的广博，却忽略了对其实施后果及效能的考察。
从许倬云先生的分析中，我们确实看到了秦代法网细密所带来的“利好”，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能成为肯定“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且秦法的繁密并不仅仅体现于法律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其“有奖举报”政策而织就的社会网络中，正是这张网才使人透不过气。
在这方面，商鞅应该算是鼻祖吧。商鞅在相秦时，为了推行变法，曾在采用重罚措施的同时兼采“厚赏”的策略。他深知，所谓的民情民性，无非就是“追名”和“逐利”而已，两相比较，逐利又远胜于追名。要在诸侯争霸中占得先机，就要让人们都能够从事最辛苦的农或最危险的战，而要想让那些逃避兵役或差役的人无所遁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连坐”，动员老百姓时时刻刻盯着周围的人，亲戚、邻居或乡人如有不法行为，就要向官府举报，举报者会得到重奖，即厚赏“告奸”之人，“匿奸”者则会受到重罚。他的“连坐”之法施行后，全社会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真正是“法网恢恢”了。因为国家“警察”总有监视不到的地方，而人民群众的眼睛又总是雪亮的，况且有重利在前引导，有重罚在后督行，秦国自然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更何况民众的参与还使国家节约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成本。只不过，这种貌似行之有效的策略，造成的后果却是人人都在行使警察的职能，人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他人的一举一动，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又都被他人监视，人人自危，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荡然无存。
商鞅最终也作法自毙，他亲手织就的这张法网很快即现世报在自己身上。当商鞅被人诬陷谋反而逃至边关时，欲留宿客舍，而客舍主人并不知道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根据“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终被车裂而死。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将法网收得更紧，要求民众之间互相监控，不惟人们的行为，甚至连人们的思想都被纳入控制范围，这就为秦的速亡埋下了伏笔。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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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网之密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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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5-2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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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红
秦国的兴盛起于商鞅变法，而秦朝的灭亡则源于其繁刑严诛，正所谓“其兴也法，其亡也法”。贾谊的千古名篇《过秦论》，正是对秦亡原因的剖析。那么，秦法的“繁刑严诛”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被派去驻守渔阳的陈胜、吴广因中途遭遇大雨，不能如期抵达目的地，而根据秦律的规定，“失期，法皆斩”，他们都得身首异处，完全没有“情势变更”的可能。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一群无可选择的“氓隶之人”揭竿而起。可以说，秦法的繁苛正是秦亡的直接导火索。
其实，《过秦论》一文谈及秦律时，只做了概括性的评价，而《陈涉世家》也仅是借陈胜、吴广之口，说明了秦律苛酷的一面。事实上，秦律无论是在“秦国”时，还是在其延续到“秦朝”时，其规定可谓事无巨细，几乎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到了“皆有法式”的境地。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法网过密虽然使人们难以喘息，然而，在秦成就一统大业的过程中，细密的法网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喜欢说“细节决定成败”，当时的秦之所以能实现“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图伟业，可能正是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促成的。
在秦律中有一部规定产品规格的《工律》，它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也就是说对于同一规格的产品，其大小、长短、宽厚都必须完全相同，不得参差不齐。另外，在《工人程》中还规定了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定额和工作量，比如根据季节、年龄、体力、性别等的差别，分别作出规定，而对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定额等要求也有所不同。这些规定，既有利于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也有利于进行规模化、大批量的生产。
法律人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往往惊叹于秦人规制的细密，至于这对当时秦统一天下有什么作用，其分析却跳不出我们固有的圈子。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给出了另一番解释，让人们从另一扇窗户里欣赏熟悉的风景时，看到了不同的景观景致。秦代规划度量衡，使全国都有同一标准。这一“标准化”的工作，在考古学所见数据，都可见到绩效，当然，遗留至今的秦权秦量，都是具体的实物证据。在秦代遗物的箭镞瓦当，大小形制都是数千件一致，我们也可觑见秦人工艺产品的“标准化”。秦代官家作坊，出品都列举由工人到各级官员的名字，实是显示工作的责任制。
秦代兵器的标准化，可能是秦人能够以武力击败六国的原因之一。战国七雄的军事力量，各有特色，齐人尚技击，魏卒重材武，韩国兵器犀利，荆楚步卒，吴越剑士……均有可观之处。但秦人武库所积，若以“标准化”为特色，则不仅生产迅速，而且诸军配备整齐划一，于训练及补充，都有方便。则秦人之常胜，终于使“六王毕”，即不是偶然了。法史学者囿于法律研究的界限，只看到了秦代立法技术的精细和法律调整范围的广博，却忽略了对其实施后果及效能的考察。
从许倬云先生的分析中，我们确实看到了秦代法网细密所带来的“利好”，然而，仅此一点，并不能成为肯定“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且秦法的繁密并不仅仅体现于法律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其“有奖举报”政策而织就的社会网络中，正是这张网才使人透不过气。
在这方面，商鞅应该算是鼻祖吧。商鞅在相秦时，为了推行变法，曾在采用重罚措施的同时兼采“厚赏”的策略。他深知，所谓的民情民性，无非就是“追名”和“逐利”而已，两相比较，逐利又远胜于追名。要在诸侯争霸中占得先机，就要让人们都能够从事最辛苦的农或最危险的战，而要想让那些逃避兵役或差役的人无所遁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行“连坐”，动员老百姓时时刻刻盯着周围的人，亲戚、邻居或乡人如有不法行为，就要向官府举报，举报者会得到重奖，即厚赏“告奸”之人，“匿奸”者则会受到重罚。他的“连坐”之法施行后，全社会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真正是“法网恢恢”了。因为国家“警察”总有监视不到的地方，而人民群众的眼睛又总是雪亮的，况且有重利在前引导，有重罚在后督行，秦国自然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更何况民众的参与还使国家节约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成本。只不过，这种貌似行之有效的策略，造成的后果却是人人都在行使警察的职能，人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他人的一举一动，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又都被他人监视，人人自危，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荡然无存。
商鞅最终也作法自毙，他亲手织就的这张法网很快即现世报在自己身上。当商鞅被人诬陷谋反而逃至边关时，欲留宿客舍，而客舍主人并不知道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根据“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终被车裂而死。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将法网收得更紧，要求民众之间互相监控，不惟人们的行为，甚至连人们的思想都被纳入控制范围，这就为秦的速亡埋下了伏笔。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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