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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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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在许多人的眼里，康有为是一个怪人。他的一生充满着种种令人讶异的自相矛盾——他既是一个令后世都极其推崇的维新派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极其愚忠的保皇党。
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城下爆发。炮声刚刚平息了16年，即咸丰六年（1856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又起。两年之后，康有为才刚刚出生，广州城便被英法联军攻陷。又过了两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而同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又席卷了长江南北。无奈之下，清政府便只好再次丧权辱国，继《南京条约》之后，《北京条约》再次割地赔款。
值此王朝末日时，又置身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最前沿，康有为目睹国运的衰颓、人民的苦难，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因此，他一生的思维方式无论怎样的复杂、混乱和多变，但他始终都是一个“爱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这一点，他始终不如他的另一个广东同乡孙中山。孙中山深深地知道，“君主专制、官僚政治”才是中国一切贫弱问题的祸根。所以，经过十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而被当时四万万的中国人誉为“国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次年2月，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堂堂中华，竟会败于日本之手？朝野上下，哭声一片。
1895年3月，终于考取了“举人”功名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正来到北京准备第二次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考中者可任为官）。但4月15日，北京的大街小巷，就处处传遍了《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清政府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悲愤异常的康有为终于爆发了！自31岁起，他就屡次赴京进行乡试、会试，亦屡次上书给皇帝言变法图强。但每次赴考，他都名落孙山，而每次上书，亦都石沉大海。但这一次，他决心要豁出去了——他要发动一次“公车上书”！
此后三年，康有为的“变法梦”，就总在“变于下”，还是“变于上”这两条途径上挣扎。一方面，他在京、沪开办强学会、保国会，刊行他撰写的《孔子改制考》，并到处声泪俱下地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再四，而且再五再六地上书给光绪皇帝，讲述他心目中的“维新变法”梦。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5月29日，反对“维新变法”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病死，光绪皇帝便决心乘机大展宏图，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终于爆发了“戊戌变法”这悲壮的一幕。
在“戊戌变法”已“梦想成真”之后，康有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操盘手，但在这个时候，他学识上的“万花筒”性质——“肤浅而又极易多变”暴露了他的严重不足。坦率地说，在他全部的“变法”内容中，对整个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病根——“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毫无认识，与整个中国“法律的改革”“法学的进步”等重点问题几乎是完全无关。请看下列的事实：事实之一，是康有为六次向光绪上书中，只敢向皇帝提出一个“设议郎”的陈旧建议，而对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大声疾呼过的“立宪法、开议会”的立法改革主张，和伍廷芳首倡的“仿照西法、删除酷刑”的司法改革设想，却是连半个字都没敢提。事实之二，是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俯拾皆是的“君主立宪”字句，众所周知，那是他在后来逃亡海外时才添加进去的。事实之三，是康有为不仅将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假立宪奉为强国的真经，而且，还不可思议地提出了要把在《马关条约》中狠咬过中国一口的伊藤博文请来，作为“戊戌变法”的顾问！这一点，不仅激起了慈禧的愤怒，而且，一旦传出去，更可能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恨。由此而视之，康有为的才力，实在不足以指导那一场复杂的改革。
但在康有为“大变速变”的激进思想指导下，光绪皇帝就像围棋对局中的一个俗手——“大场”不占、“急所”不行，而是毫无行子秩序地忙着贪吃废子：废科举、削冗官，一下子就打破了千千万万人的饭碗，弄得朝野上下、沸反盈天。
当改革已完全无法再推行下去之时，康有为却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变法的希望全寄托在一个刺杀慈禧太后的惊天大阴谋上。事态发展至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是必然的了。之后慈禧突然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剥夺了全部的权力，禁锢在瀛台孤岛，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戊戌六君子”则慷慨就义、喋血菜市口。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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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的“变法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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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2-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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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定宇
在许多人的眼里，康有为是一个怪人。他的一生充满着种种令人讶异的自相矛盾——他既是一个令后世都极其推崇的维新派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极其愚忠的保皇党。
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城下爆发。炮声刚刚平息了16年，即咸丰六年（1856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又起。两年之后，康有为才刚刚出生，广州城便被英法联军攻陷。又过了两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而同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又席卷了长江南北。无奈之下，清政府便只好再次丧权辱国，继《南京条约》之后，《北京条约》再次割地赔款。
值此王朝末日时，又置身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最前沿，康有为目睹国运的衰颓、人民的苦难，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因此，他一生的思维方式无论怎样的复杂、混乱和多变，但他始终都是一个“爱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这一点，他始终不如他的另一个广东同乡孙中山。孙中山深深地知道，“君主专制、官僚政治”才是中国一切贫弱问题的祸根。所以，经过十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而被当时四万万的中国人誉为“国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次年2月，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堂堂中华，竟会败于日本之手？朝野上下，哭声一片。
1895年3月，终于考取了“举人”功名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正来到北京准备第二次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考中者可任为官）。但4月15日，北京的大街小巷，就处处传遍了《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清政府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悲愤异常的康有为终于爆发了！自31岁起，他就屡次赴京进行乡试、会试，亦屡次上书给皇帝言变法图强。但每次赴考，他都名落孙山，而每次上书，亦都石沉大海。但这一次，他决心要豁出去了——他要发动一次“公车上书”！
此后三年，康有为的“变法梦”，就总在“变于下”，还是“变于上”这两条途径上挣扎。一方面，他在京、沪开办强学会、保国会，刊行他撰写的《孔子改制考》，并到处声泪俱下地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再四，而且再五再六地上书给光绪皇帝，讲述他心目中的“维新变法”梦。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5月29日，反对“维新变法”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病死，光绪皇帝便决心乘机大展宏图，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终于爆发了“戊戌变法”这悲壮的一幕。
在“戊戌变法”已“梦想成真”之后，康有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操盘手，但在这个时候，他学识上的“万花筒”性质——“肤浅而又极易多变”暴露了他的严重不足。坦率地说，在他全部的“变法”内容中，对整个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病根——“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毫无认识，与整个中国“法律的改革”“法学的进步”等重点问题几乎是完全无关。请看下列的事实：事实之一，是康有为六次向光绪上书中，只敢向皇帝提出一个“设议郎”的陈旧建议，而对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大声疾呼过的“立宪法、开议会”的立法改革主张，和伍廷芳首倡的“仿照西法、删除酷刑”的司法改革设想，却是连半个字都没敢提。事实之二，是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俯拾皆是的“君主立宪”字句，众所周知，那是他在后来逃亡海外时才添加进去的。事实之三，是康有为不仅将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假立宪奉为强国的真经，而且，还不可思议地提出了要把在《马关条约》中狠咬过中国一口的伊藤博文请来，作为“戊戌变法”的顾问！这一点，不仅激起了慈禧的愤怒，而且，一旦传出去，更可能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恨。由此而视之，康有为的才力，实在不足以指导那一场复杂的改革。
但在康有为“大变速变”的激进思想指导下，光绪皇帝就像围棋对局中的一个俗手——“大场”不占、“急所”不行，而是毫无行子秩序地忙着贪吃废子：废科举、削冗官，一下子就打破了千千万万人的饭碗，弄得朝野上下、沸反盈天。
当改革已完全无法再推行下去之时，康有为却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变法的希望全寄托在一个刺杀慈禧太后的惊天大阴谋上。事态发展至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是必然的了。之后慈禧突然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剥夺了全部的权力，禁锢在瀛台孤岛，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戊戌六君子”则慷慨就义、喋血菜市口。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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