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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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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它是汉代以来盛行的用《春秋》等儒家经书所主张的思想观点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的一种断案方式。虽然后人对其有不同评价，但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而言，这是一场法文化意义上深刻的司法的革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从法律理念和法律适用上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法家的法治主义，严格按照法律文本的规定定罪量刑。这种立法与司法意义上绝对的客观主义虽然强调了国家法律的权威，但忽视了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观因素，用僵化的法条去处理复杂的行为，必然会走向其反面。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直接引发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法条——失期。根据《云梦秦简·徭律》规定：“失期三日至五日，谇；六日至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如果是“水雨，除兴”，即免除徭役。而到了秦二世时，奉行法家重刑主义，将这一规定改为了“失期，法皆斩”。尽管从规范文本而言，这个规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法律的适用而言，导致“失期”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陈胜、吴广等戍卒的失期，就是因为大水冲毁了道路。可按照当时的法律，不问缘由，“法皆斩”。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揭竿而起一条路了。因此，这条法律可以说是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并最终导致秦王朝覆亡的导火索。
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包括“失期”的规定。据《汉书·公孙敖传》记载：汉武帝时，将军公孙敖同霍去病一同攻打匈奴，但因在沙漠中迷路，导致“失期”，依法当斩，“赎为庶人”。因此，如何应对并处理好僵化的法条与复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时法律适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春秋决狱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运而生的。
春秋决狱的始作俑者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据说董仲舒老病致仕后，朝廷每有政议，经常派遣时任廷尉的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而董仲舒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根据行为人主观动机以确定罪责的法律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也就是说，要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作为判定其罪责的主要依据。《盐铁论·刑德》中，更是借文学之口，阐述了这一观点：“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因此，春秋决狱所提出的“论心定罪”，强调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对自秦及汉初以来所盛行的客观归罪原则的一场司法革命。汉哀帝时朝廷关于薛况伤人案处理的争论，可以说是援引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一个典型案例。
薛宣是汉成帝时著名丞相，后因过错被罢免。汉哀帝即位后，时任给事中的申咸对他进行弹劾。薛宣之子薛况时任右曹侍郎，为报复申咸，指使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并毁容，让他无法再做官。案发后，汉哀帝命司法机关讨论该如何处理。御史中丞等认为：薛况指使杨明在大庭广众之下砍伤申咸的行为极其恶劣，按照“《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薛况为首恶，杨明动手伤人，“功意俱恶，皆大不敬”，应当判处其死刑。但廷尉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薛况是因为父亲被申咸毁谤，一怒之下叫杨明报复伤人，其主观上并无其他恶意，如果“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汉哀帝命大臣讨论，但大臣意见也不一致，最终薛况被免死发配敦煌，薛宣也受牵连被免为庶人。
虽然从法律规定而言，对这一案件如何处理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但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援引了春秋决狱的“论心定罪”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主要依据，说明至少在西汉中后期，“论心定罪”已经成为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根据《春秋》等儒家经义去处理疑难案件，用经义内容弥补僵化法条的不足，并由此确立了一系列的司法原则，这些原则也被后世法律所沿袭，如反对株连扩大化的“恶恶及其身”原则。东汉赵憙任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赵）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但赵憙认为：《春秋公羊传》中主张“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以此，对这些余党应网开一面，“可一切徙京师近郡”，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汉安帝时，清河相叔孙光犯赃罪，被禁锢父子二世。后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赃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应当按照叔孙光的先例禁锢父子二世，唯独太尉刘恺认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最终朝廷采纳了刘恺的意见。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些重要原则与制度，如十恶、八议以及“亲亲得相首匿”等，在形成与确立的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春秋决狱的影响。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法文化现象，用儒家经典去解释现行法律，赋予僵化的法律文本以新的内涵，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和应对性，因而一直盛行不衰。作为中华法系代表的《唐律疏议》，也深受春秋决狱传统的影响，在其“疏议”部分，大量援引儒家经书解释法律，阐释法律文本的经义。不仅如此，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这一观点，在《唐律疏议》中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唐律疏议》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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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决狱的法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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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2-15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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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它是汉代以来盛行的用《春秋》等儒家经书所主张的思想观点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的一种断案方式。虽然后人对其有不同评价，但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而言，这是一场法文化意义上深刻的司法的革命，是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从法律理念和法律适用上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法家的法治主义，严格按照法律文本的规定定罪量刑。这种立法与司法意义上绝对的客观主义虽然强调了国家法律的权威，但忽视了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观因素，用僵化的法条去处理复杂的行为，必然会走向其反面。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直接引发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法条——失期。根据《云梦秦简·徭律》规定：“失期三日至五日，谇；六日至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如果是“水雨，除兴”，即免除徭役。而到了秦二世时，奉行法家重刑主义，将这一规定改为了“失期，法皆斩”。尽管从规范文本而言，这个规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法律的适用而言，导致“失期”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陈胜、吴广等戍卒的失期，就是因为大水冲毁了道路。可按照当时的法律，不问缘由，“法皆斩”。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揭竿而起一条路了。因此，这条法律可以说是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并最终导致秦王朝覆亡的导火索。
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包括“失期”的规定。据《汉书·公孙敖传》记载：汉武帝时，将军公孙敖同霍去病一同攻打匈奴，但因在沙漠中迷路，导致“失期”，依法当斩，“赎为庶人”。因此，如何应对并处理好僵化的法条与复杂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当时法律适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春秋决狱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运而生的。
春秋决狱的始作俑者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据说董仲舒老病致仕后，朝廷每有政议，经常派遣时任廷尉的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而董仲舒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根据行为人主观动机以确定罪责的法律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也就是说，要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作为判定其罪责的主要依据。《盐铁论·刑德》中，更是借文学之口，阐述了这一观点：“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因此，春秋决狱所提出的“论心定罪”，强调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对自秦及汉初以来所盛行的客观归罪原则的一场司法革命。汉哀帝时朝廷关于薛况伤人案处理的争论，可以说是援引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一个典型案例。
薛宣是汉成帝时著名丞相，后因过错被罢免。汉哀帝即位后，时任给事中的申咸对他进行弹劾。薛宣之子薛况时任右曹侍郎，为报复申咸，指使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并毁容，让他无法再做官。案发后，汉哀帝命司法机关讨论该如何处理。御史中丞等认为：薛况指使杨明在大庭广众之下砍伤申咸的行为极其恶劣，按照“《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薛况为首恶，杨明动手伤人，“功意俱恶，皆大不敬”，应当判处其死刑。但廷尉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薛况是因为父亲被申咸毁谤，一怒之下叫杨明报复伤人，其主观上并无其他恶意，如果“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汉哀帝命大臣讨论，但大臣意见也不一致，最终薛况被免死发配敦煌，薛宣也受牵连被免为庶人。
虽然从法律规定而言，对这一案件如何处理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但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援引了春秋决狱的“论心定罪”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主要依据，说明至少在西汉中后期，“论心定罪”已经成为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根据《春秋》等儒家经义去处理疑难案件，用经义内容弥补僵化法条的不足，并由此确立了一系列的司法原则，这些原则也被后世法律所沿袭，如反对株连扩大化的“恶恶及其身”原则。东汉赵憙任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赵）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但赵憙认为：《春秋公羊传》中主张“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以此，对这些余党应网开一面，“可一切徙京师近郡”，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汉安帝时，清河相叔孙光犯赃罪，被禁锢父子二世。后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赃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应当按照叔孙光的先例禁锢父子二世，唯独太尉刘恺认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最终朝廷采纳了刘恺的意见。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些重要原则与制度，如十恶、八议以及“亲亲得相首匿”等，在形成与确立的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春秋决狱的影响。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法文化现象，用儒家经典去解释现行法律，赋予僵化的法律文本以新的内涵，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和应对性，因而一直盛行不衰。作为中华法系代表的《唐律疏议》，也深受春秋决狱传统的影响，在其“疏议”部分，大量援引儒家经书解释法律，阐释法律文本的经义。不仅如此，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这一观点，在《唐律疏议》中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唐律疏议》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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