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学院
|
|
□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益修复的效应
在涉案企业申请合规考察的案件中，检察机关通常会责令其采取缴纳行政罚款、补缴税款、没收违法犯罪所得、修复为环境资源等补救挽损措施，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产生明显的修复法益效果。通过缴纳罚款、补缴税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涉案企业不仅放弃了“违法所得的利益”，而且甘愿接受法定的经济处罚；通过修复环境资源，涉案企业终止了危害社会后果的继续发生，使环境资源得以“恢复原状”，回到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状态。上述这些法益修复措施，标志着涉案企业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减少乃至消除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社会后果。这足以显示，涉案企业成功地挽救了社会公共利益，对该企业继续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在涉案企业通过上述多方面补救挽损措施，达到“修复法益”效果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于公共利益衡量的考虑，对其采取宽大刑事处理，确实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内在的合理性。但相对而言，那些涉案的直接责任人员，无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是其他责任人员，尽管也可能采取诸如认罪认罚等配合刑事调查的措施，但通常既不会达到如此明显的修复法益的效果，也不会从实质上降低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而涉案企业为修复法益而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成为对涉案企业宽大处理的依据，而不能成为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宽大处理的依据。尤其是考虑到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被判处较重的刑事处罚，即便他们采取一些认罪认罚或其他补救性的措施，也不足以达到程序出罪的程度，因此，对于这些责任人员与涉案企业采取分案处理的方式，合理地评判各自的刑事责任，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预防犯罪的效果
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实行分案处理的方式，是实现有效预防犯罪理念的制度保障。表面看来，对涉案单位启动合规考察程序，而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说服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似乎对单位和责任人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式，容易令人对其在犯罪治理方面的协调性产生怀疑。但是，从有效治理单位犯罪的角度来看，这种注重对单位“宽大处理”，而对责任人员“严厉处罚”的制度安排，却可以从不同侧面达到统一的积极效果。
首先，通过督促涉案企业采取合规整改措施，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有效发挥预防犯罪的作用。企业合规是一种基于合规风险防控的公司治理方式。涉案企业假如通过合规整改，在检察机关和合规监管人的督导下，最终成功地建立并实施一套有效的合规计划，那么，那些导致单位犯罪发生的内在结构性成因就有可能被消除，单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其次，在对涉案企业督促合规整改的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使其受到严厉的定罪判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发挥有效预防单位犯罪的作用。一方面，对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严厉处罚的方式，可以对后来的主管人员和一般员工产生程度不同的一般威慑作用，这是预防单位犯罪再次发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这些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本身也是合规整改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真正引入一种全新的合规管理制度，使其融入企业管理的各个流程和环节，就必须更换实施这一制度的管理人员。否则，涉案企业纵然引入了最理想的合规计划，也会导致该计划流于形式，成为“纸面合规”“无效合规”甚至“假合规”。
最后，无论是对单位的合规整改，还是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都有助于推动企业形成依法依规经营的合规文化，这对于单位犯罪的有效治理，是一种重要的助推器。从积极的层面来讲，则可以鼓励高管和员工积极举报违规行为，形成一种“自觉遵守法规”的习惯，主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从而在企业内部树立“以守法守规为荣”“以违法违规为耻”的价值观。
结论
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实施分案处理的方式，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改革中所作的重大制度探索。
作为一种程序安排的分案处理，建立在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分离的基础上，大多数涉案单位都不是犯罪的直接决策者和授意者，而是因为存在管理漏洞、制度隐患和治理结构缺陷而导致高管和员工出现了犯罪行为。唯有将单位的失职责任与责任人员的直接责任加以区分，才能为单位犯罪治理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鉴于对单位定罪极可能带来一系列附随后果，导致单位参与市场准入资格的限制或剥夺，甚至使单位承受灭顶之灾，并间接造成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和国家利益的损害，因此，对单位犯罪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不是对其严刑峻法，而是不使其承受这样的严重后果，给予其开展合规整改的机会。不仅如此，要开展有效的单位犯罪治理，需要涉案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停止犯罪行为，配合刑事执法活动，采取补救挽损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最后，涉案企业应针对造成犯罪发生的内在结构性成因，改变公司治理方式，消除制度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实现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去犯罪化”，这是对单位犯罪进行有效治理的关键环节。
应当说，对轻微单位涉罪案件采取“双重合规不起诉”的处理方式，在合法性方面是不会遇到挑战的。但是，假如改革试点仅限于这些轻微单位案件，那么，众多涉嫌犯有重罪的大型企业，就都无法被纳入合规考察的程序轨道，它们一旦被起诉和定罪，就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如今，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大胆探索，将合规考察程序适用于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并作出了分案处理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是合规不起诉改革发生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改革探索既然可以在治理单位犯罪方面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有助于维护众多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对被害人的利益也进行了兼顾，那么，我们就不应故步自封，继续坚持那些陈旧的理论教条，而应从现实出发，根据改革的实际社会效果，提出一种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重大单位涉罪案件分案处理的理论分析（上）》详见于《法治日报》2022年12月7日11版）
|
|
|
| 重大单位涉罪案件分案处理的理论分析（下）
|
|
|
|
|
|
| （ 2022-12-14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法学院 |
|
|
□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益修复的效应
在涉案企业申请合规考察的案件中，检察机关通常会责令其采取缴纳行政罚款、补缴税款、没收违法犯罪所得、修复为环境资源等补救挽损措施，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产生明显的修复法益效果。通过缴纳罚款、补缴税款和没收违法所得，涉案企业不仅放弃了“违法所得的利益”，而且甘愿接受法定的经济处罚；通过修复环境资源，涉案企业终止了危害社会后果的继续发生，使环境资源得以“恢复原状”，回到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前的状态。上述这些法益修复措施，标志着涉案企业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减少乃至消除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社会后果。这足以显示，涉案企业成功地挽救了社会公共利益，对该企业继续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在涉案企业通过上述多方面补救挽损措施，达到“修复法益”效果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于公共利益衡量的考虑，对其采取宽大刑事处理，确实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内在的合理性。但相对而言，那些涉案的直接责任人员，无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是其他责任人员，尽管也可能采取诸如认罪认罚等配合刑事调查的措施，但通常既不会达到如此明显的修复法益的效果，也不会从实质上降低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而涉案企业为修复法益而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成为对涉案企业宽大处理的依据，而不能成为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宽大处理的依据。尤其是考虑到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被判处较重的刑事处罚，即便他们采取一些认罪认罚或其他补救性的措施，也不足以达到程序出罪的程度，因此，对于这些责任人员与涉案企业采取分案处理的方式，合理地评判各自的刑事责任，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预防犯罪的效果
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实行分案处理的方式，是实现有效预防犯罪理念的制度保障。表面看来，对涉案单位启动合规考察程序，而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说服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似乎对单位和责任人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式，容易令人对其在犯罪治理方面的协调性产生怀疑。但是，从有效治理单位犯罪的角度来看，这种注重对单位“宽大处理”，而对责任人员“严厉处罚”的制度安排，却可以从不同侧面达到统一的积极效果。
首先，通过督促涉案企业采取合规整改措施，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有效发挥预防犯罪的作用。企业合规是一种基于合规风险防控的公司治理方式。涉案企业假如通过合规整改，在检察机关和合规监管人的督导下，最终成功地建立并实施一套有效的合规计划，那么，那些导致单位犯罪发生的内在结构性成因就有可能被消除，单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其次，在对涉案企业督促合规整改的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使其受到严厉的定罪判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发挥有效预防单位犯罪的作用。一方面，对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严厉处罚的方式，可以对后来的主管人员和一般员工产生程度不同的一般威慑作用，这是预防单位犯罪再次发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对这些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这本身也是合规整改的有机组成部分。要真正引入一种全新的合规管理制度，使其融入企业管理的各个流程和环节，就必须更换实施这一制度的管理人员。否则，涉案企业纵然引入了最理想的合规计划，也会导致该计划流于形式，成为“纸面合规”“无效合规”甚至“假合规”。
最后，无论是对单位的合规整改，还是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都有助于推动企业形成依法依规经营的合规文化，这对于单位犯罪的有效治理，是一种重要的助推器。从积极的层面来讲，则可以鼓励高管和员工积极举报违规行为，形成一种“自觉遵守法规”的习惯，主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从而在企业内部树立“以守法守规为荣”“以违法违规为耻”的价值观。
结论
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实施分案处理的方式，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改革中所作的重大制度探索。
作为一种程序安排的分案处理，建立在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分离的基础上，大多数涉案单位都不是犯罪的直接决策者和授意者，而是因为存在管理漏洞、制度隐患和治理结构缺陷而导致高管和员工出现了犯罪行为。唯有将单位的失职责任与责任人员的直接责任加以区分，才能为单位犯罪治理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鉴于对单位定罪极可能带来一系列附随后果，导致单位参与市场准入资格的限制或剥夺，甚至使单位承受灭顶之灾，并间接造成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和国家利益的损害，因此，对单位犯罪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不是对其严刑峻法，而是不使其承受这样的严重后果，给予其开展合规整改的机会。不仅如此，要开展有效的单位犯罪治理，需要涉案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停止犯罪行为，配合刑事执法活动，采取补救挽损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最后，涉案企业应针对造成犯罪发生的内在结构性成因，改变公司治理方式，消除制度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实现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去犯罪化”，这是对单位犯罪进行有效治理的关键环节。
应当说，对轻微单位涉罪案件采取“双重合规不起诉”的处理方式，在合法性方面是不会遇到挑战的。但是，假如改革试点仅限于这些轻微单位案件，那么，众多涉嫌犯有重罪的大型企业，就都无法被纳入合规考察的程序轨道，它们一旦被起诉和定罪，就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如今，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大胆探索，将合规考察程序适用于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并作出了分案处理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是合规不起诉改革发生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改革探索既然可以在治理单位犯罪方面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有助于维护众多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对被害人的利益也进行了兼顾，那么，我们就不应故步自封，继续坚持那些陈旧的理论教条，而应从现实出发，根据改革的实际社会效果，提出一种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
（《重大单位涉罪案件分案处理的理论分析（上）》详见于《法治日报》2022年12月7日11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