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
□ 吕德文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要求。那么，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优化措施何在？
近些年来，各地不断加强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在城市治安、交通、城管、网格化服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基层治理中，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口、土地、房屋、收入等越来越多的信息实现了集成化，极大提高了低保、贫困治理的精准度，也极大方便了社保、医保等公共服务。如此“互联网+政务服务”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方便了群众。但从实践看，基层智慧治理有其特定的场景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也有待提升。
当前，基层智慧治理的主要困难在于智慧技术的建设和基层治理的一些需求之间不匹配，这不仅使基层治理效能未能得到提升，反而给基层治理造成了困扰。一是信息技术无法“关照”和反映基层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大多数居民都存在人户分离的情况，人们的居住地、途经地等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依靠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如身份证信息、户籍信息以及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已经无法有效掌握人口信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地区仍囿于信息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以致无法采取精准防控措施。
二是智慧治理技术供给过剩，出现了基层治理的反向适配现象。在基层智慧治理能力规划建设过程中，上级各部门和各系统都在发力，都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治理的便捷化。但是，这些技术供给都建立在基层的信息收集基础之上，而每一个技术平台对信息收集的内容、精准度和时效性都不尽一致。由此，基层为了保障信息的精准度，维护技术平台的有效运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采集信息。而在一些情况下，系统平台并不能有效反映基层实际，而是反过来要求基层符合系统要求，从而出现了技术治理的反向适配现象，也导致了基层治理的空转。
三是智慧治理存在条块分割现象。从智慧治理发展轨迹看，大多数基层智慧治理是由上级部门主导实践的，尤其是一些智慧治理技术具有“空中视角”，相关系统平台的功能设置并非为方便基层治理，而是为了方便上级监督基层。而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平台，数据并不共享，甚至还可能相互掣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治理技术在一些方面反而加剧了条块分割，影响了基层治理效能的实现。
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是，智慧治理技术必须适应基层治理场景。基层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场景，除了“办公室”“窗口”等相对标准化、程序化的治理场景外，更为广泛的治理场景是田间地头、街头社区这些开放和半开放的空间。在这些治理场景下，治理对象具有匿名性，治理事务具有非标准化，治理需求具有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领域主要依靠在场化的治理，即需要依靠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直接互动来得以实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正是通过基层干部和群众密切接触，基层治理才能得以有效实现。因此，从某种程度讲，基层治理中仍存在智慧治理无效的领域。
当然，基层社会也同时是网络社会，一些治理事务已经从现实空间转移到了网络空间。网络治理空间既需要智慧治理技术来规制，也需要传统的治理方法加以介入。比如，近些年来在网络诈骗等治理领域，公安机关不仅通过智慧治理技术有力打击犯罪分子，也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来提高打击力度。但如何实现智慧治理技术和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衔接，仍然是今后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
总体而言，与其他层级的治理相比，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调节社会关系，需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需要面对面地解决问题，这也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是一个以群众工作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作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既要拓展应用场景，又要对智慧技术的限度保持冷静。智慧治理技术需要为群众工作赋能，但不能把需要耐心对待、细致处理的群众工作，化约为技术过程。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
|
| 智慧治理技术要为群众工作赋能
|
|
|
|
|
|
| （ 2021-10-13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
|
□ 吕德文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要求。那么，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优化措施何在？
近些年来，各地不断加强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在城市治安、交通、城管、网格化服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基层治理中，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口、土地、房屋、收入等越来越多的信息实现了集成化，极大提高了低保、贫困治理的精准度，也极大方便了社保、医保等公共服务。如此“互联网+政务服务”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方便了群众。但从实践看，基层智慧治理有其特定的场景和需要克服的困难，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也有待提升。
当前，基层智慧治理的主要困难在于智慧技术的建设和基层治理的一些需求之间不匹配，这不仅使基层治理效能未能得到提升，反而给基层治理造成了困扰。一是信息技术无法“关照”和反映基层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大多数居民都存在人户分离的情况，人们的居住地、途经地等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依靠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如身份证信息、户籍信息以及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已经无法有效掌握人口信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地区仍囿于信息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以致无法采取精准防控措施。
二是智慧治理技术供给过剩，出现了基层治理的反向适配现象。在基层智慧治理能力规划建设过程中，上级各部门和各系统都在发力，都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治理的便捷化。但是，这些技术供给都建立在基层的信息收集基础之上，而每一个技术平台对信息收集的内容、精准度和时效性都不尽一致。由此，基层为了保障信息的精准度，维护技术平台的有效运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采集信息。而在一些情况下，系统平台并不能有效反映基层实际，而是反过来要求基层符合系统要求，从而出现了技术治理的反向适配现象，也导致了基层治理的空转。
三是智慧治理存在条块分割现象。从智慧治理发展轨迹看，大多数基层智慧治理是由上级部门主导实践的，尤其是一些智慧治理技术具有“空中视角”，相关系统平台的功能设置并非为方便基层治理，而是为了方便上级监督基层。而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平台，数据并不共享，甚至还可能相互掣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智慧治理技术在一些方面反而加剧了条块分割，影响了基层治理效能的实现。
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提升的前提是，智慧治理技术必须适应基层治理场景。基层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场景，除了“办公室”“窗口”等相对标准化、程序化的治理场景外，更为广泛的治理场景是田间地头、街头社区这些开放和半开放的空间。在这些治理场景下，治理对象具有匿名性，治理事务具有非标准化，治理需求具有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一定意义上，这一领域主要依靠在场化的治理，即需要依靠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直接互动来得以实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正是通过基层干部和群众密切接触，基层治理才能得以有效实现。因此，从某种程度讲，基层治理中仍存在智慧治理无效的领域。
当然，基层社会也同时是网络社会，一些治理事务已经从现实空间转移到了网络空间。网络治理空间既需要智慧治理技术来规制，也需要传统的治理方法加以介入。比如，近些年来在网络诈骗等治理领域，公安机关不仅通过智慧治理技术有力打击犯罪分子，也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来提高打击力度。但如何实现智慧治理技术和传统治理方式的有效衔接，仍然是今后基层智慧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
总体而言，与其他层级的治理相比，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调节社会关系，需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需要面对面地解决问题，这也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是一个以群众工作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作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既要拓展应用场景，又要对智慧技术的限度保持冷静。智慧治理技术需要为群众工作赋能，但不能把需要耐心对待、细致处理的群众工作，化约为技术过程。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