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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博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也给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支撑的政法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新机遇。各地政法机关主动拥抱科技革命浪潮，积极推进政法领域智能化建设，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同时也要看到，受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制约，政法智能化建设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推进不协同、进展不平衡、建用“两张皮”、实战性不强、重复建设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破解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更新理念思路，特别是要把握好几对关系。
建与用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各地在用好中央政策的同时，要始终把握好建设与应用的关系，弄清楚为什么推进智能化建设这一基础问题，切实守住实战实用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有的地方政法智能化建设立项论证不够，审批机制不健全，有的项目贪大求全，存在为建而建、建了不好用等问题，投入产出比低下，究其原因还在于政绩观错位。
对此，首先要端正政绩观。不盲目跟风赶时髦，切实从本地实际需要、经济承受能力出发，找准政法工作的痛点、群众关注的热点、提质增效的难点，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项计划。其次要完善立项审批机制。在征求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听取一线干警、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审核把关，防止“花架子工程”“烂尾工程”。第三，要强化人本理念。把相关软件系统易用、好用与干警群众会用、乐用结合起来，简化操作方式、减少操作环节，形成建设与应用的良性循环。第四，要树立正确导向。鉴于目前智能化建设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作中对政法智能化建设要慎重提出考核要求和排名，特别是防止指标“一刀切”。评价智能化建设成效，不能简单看建成了哪些项目，更要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对政法工作质量效率的促进作用如何，防止出现建设泡沫。
人与科技的关系。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为政法智能化建设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即无限夸大和依赖科技，颠倒人与科技的关系定位。这涉及对政法智能化建设的功能定位与预期。从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技术发展看，现代科技对于政法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处理简单的事务性工作效率高、质量稳定、差错率低；二是获取海量信息速度快、比对全面，能够为执法司法决策提供越来越精准有效的参考；三是流程上客观透明，能有效防止人情因素、能力素质对工作质效的影响和制约。
但就政法工作本身而言，主要内容是法律和政策的适用，在强调规范性的同时，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法理情等多种因素。“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比如司法裁判工作，绝不是简单机械的法律推理运算，而是要求法官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在遵循先例的同时推陈出新，这也是所谓“法之理在法外”。政法工作特点决定了推进智能化建设，定位应在于以科技之长补人力之不足，让法官检察官更加集中精力办好司法核心业务，而不是完全取代人的作用。前些年有的地方探索“电脑判案”难以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颠倒了科技与人的主从地位。要立足科技为人服务，找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的结合点，防止盲目求新，背离智能化建设的初衷。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政法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和运行维护往往由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风险管理链条更长，要树立底线思维，坚持安全防护与智能化建设同步考虑、配套推进，强化制度和技术保障，确保智能化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特别是要重点防范三个方面风险：一是泄密风险。要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保密法以及国家有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参与政法智能化建设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准入制度，加强关键软硬件产品的安全审查，筑牢制度和技术防线。二是侵权风险。政法机关掌握大量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信息，特别是随着人脸识别、区块链技术在政法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更需要趋利避害用好新技术这把“双刃剑”。三是廉政风险。政法智能化建设资金量大、廉政风险高，要加强监管，深化智能化建设领域反腐倡廉，确保智能化建设成为廉洁工程。
此外，还要处理好应用与探索的关系、“主干”和“枝叶”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政法系统内外的关系、制度与科技的关系、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等。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进一步提高政法智能化建设水平，更好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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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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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5-26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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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 博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也给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支撑的政法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新机遇。各地政法机关主动拥抱科技革命浪潮，积极推进政法领域智能化建设，为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同时也要看到，受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制约，政法智能化建设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推进不协同、进展不平衡、建用“两张皮”、实战性不强、重复建设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破解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更新理念思路，特别是要把握好几对关系。
建与用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各地在用好中央政策的同时，要始终把握好建设与应用的关系，弄清楚为什么推进智能化建设这一基础问题，切实守住实战实用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有的地方政法智能化建设立项论证不够，审批机制不健全，有的项目贪大求全，存在为建而建、建了不好用等问题，投入产出比低下，究其原因还在于政绩观错位。
对此，首先要端正政绩观。不盲目跟风赶时髦，切实从本地实际需要、经济承受能力出发，找准政法工作的痛点、群众关注的热点、提质增效的难点，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项计划。其次要完善立项审批机制。在征求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听取一线干警、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审核把关，防止“花架子工程”“烂尾工程”。第三，要强化人本理念。把相关软件系统易用、好用与干警群众会用、乐用结合起来，简化操作方式、减少操作环节，形成建设与应用的良性循环。第四，要树立正确导向。鉴于目前智能化建设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作中对政法智能化建设要慎重提出考核要求和排名，特别是防止指标“一刀切”。评价智能化建设成效，不能简单看建成了哪些项目，更要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对政法工作质量效率的促进作用如何，防止出现建设泡沫。
人与科技的关系。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为政法智能化建设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即无限夸大和依赖科技，颠倒人与科技的关系定位。这涉及对政法智能化建设的功能定位与预期。从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技术发展看，现代科技对于政法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处理简单的事务性工作效率高、质量稳定、差错率低；二是获取海量信息速度快、比对全面，能够为执法司法决策提供越来越精准有效的参考；三是流程上客观透明，能有效防止人情因素、能力素质对工作质效的影响和制约。
但就政法工作本身而言，主要内容是法律和政策的适用，在强调规范性的同时，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法理情等多种因素。“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比如司法裁判工作，绝不是简单机械的法律推理运算，而是要求法官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在遵循先例的同时推陈出新，这也是所谓“法之理在法外”。政法工作特点决定了推进智能化建设，定位应在于以科技之长补人力之不足，让法官检察官更加集中精力办好司法核心业务，而不是完全取代人的作用。前些年有的地方探索“电脑判案”难以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颠倒了科技与人的主从地位。要立足科技为人服务，找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的结合点，防止盲目求新，背离智能化建设的初衷。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政法机关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和运行维护往往由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风险管理链条更长，要树立底线思维，坚持安全防护与智能化建设同步考虑、配套推进，强化制度和技术保障，确保智能化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特别是要重点防范三个方面风险：一是泄密风险。要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保密法以及国家有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规定，建立参与政法智能化建设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准入制度，加强关键软硬件产品的安全审查，筑牢制度和技术防线。二是侵权风险。政法机关掌握大量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信息，特别是随着人脸识别、区块链技术在政法公共服务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更需要趋利避害用好新技术这把“双刃剑”。三是廉政风险。政法智能化建设资金量大、廉政风险高，要加强监管，深化智能化建设领域反腐倡廉，确保智能化建设成为廉洁工程。
此外，还要处理好应用与探索的关系、“主干”和“枝叶”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政法系统内外的关系、制度与科技的关系、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等。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进一步提高政法智能化建设水平，更好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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