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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科学防控疫情，需要公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但关涉到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少够用”原则
□ 何 勇
上海市卫健委1月23日公布的一则疫情流调报告，因为“只提地点不提人”得到多方点赞。北京1月24日公布的流调报告也隐去了确诊病例的年龄、性别等信息。这项人性化的政策，既让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不再“裸奔”，也再次提醒公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疫情，而不是那些不幸的感染者。
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病毒传播途径、防控疫情的关键措施之一。发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既有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也能强化公众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很多老百姓也养成了查阅当地确诊病例活动轨迹的习惯。
但此前，国内很多地方在通报疫情时，发布的流调报告内容除了详细介绍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还会公开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这成为一些人窥探确诊病例隐私的渠道，乃至造成确诊病例被“人肉搜索”，进而遭遇网络暴力。此前曾出入酒吧的成都女孩、连续6天下班兼职的石家庄女子身陷网络暴力事件，就是例证。这些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流调报告泄露确诊病例隐私的担忧。
此次上海北京两地发布流调报告，选择“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公布方式，隐去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无疑是一种进步做法，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保护了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安全，做到了疫情防控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精准平衡，可谓一举两得，值得点赞，这也应当成为疫情通报和发布流调报告的标配。
从法律角度说，确诊病例跟普通大众一样，其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此前一些流调报告虽然没有公开确诊病例的全部个人信息，但由于公布的信息中包含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内容，很容易被熟悉的人识别出来，这就给确诊病例个人信息安全埋下了隐患，容易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说，公布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其实并无实质意义，因为这些个人信息与防控病毒传播并不直接关联。
同时，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也容易模糊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不再密切关注活动轨迹与自身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确诊病例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境况上，这不但无助于疫情防控，还会给疫情防控添堵、添乱，甚至可能引发人们对流调报告安全性、可靠性的质疑，打击人们配合流调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疫情防控大局。
总而言之，精准科学防控疫情，需要公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但关涉到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少够用”原则，切实保障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安全。此次上海北京两地的举措，是对民众呼声的及时回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为今后其他地方疫情防控数据的收集、运用、保管工作作出了良好示范。
当前，国内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现反弹，呈现出多点散发零星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形态，因此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希望上海北京两地的经验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这是重视个人隐私权的应有之义，也是疫情防控、公共管理精细化的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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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调报告“不提人”兼顾知情权和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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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27 ） 稿件来源： 法治日报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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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科学防控疫情，需要公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但关涉到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少够用”原则
□ 何 勇
上海市卫健委1月23日公布的一则疫情流调报告，因为“只提地点不提人”得到多方点赞。北京1月24日公布的流调报告也隐去了确诊病例的年龄、性别等信息。这项人性化的政策，既让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不再“裸奔”，也再次提醒公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疫情，而不是那些不幸的感染者。
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病毒传播途径、防控疫情的关键措施之一。发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既有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也能强化公众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很多老百姓也养成了查阅当地确诊病例活动轨迹的习惯。
但此前，国内很多地方在通报疫情时，发布的流调报告内容除了详细介绍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还会公开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这成为一些人窥探确诊病例隐私的渠道，乃至造成确诊病例被“人肉搜索”，进而遭遇网络暴力。此前曾出入酒吧的成都女孩、连续6天下班兼职的石家庄女子身陷网络暴力事件，就是例证。这些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流调报告泄露确诊病例隐私的担忧。
此次上海北京两地发布流调报告，选择“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公布方式，隐去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无疑是一种进步做法，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保护了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安全，做到了疫情防控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精准平衡，可谓一举两得，值得点赞，这也应当成为疫情通报和发布流调报告的标配。
从法律角度说，确诊病例跟普通大众一样，其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此前一些流调报告虽然没有公开确诊病例的全部个人信息，但由于公布的信息中包含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等内容，很容易被熟悉的人识别出来，这就给确诊病例个人信息安全埋下了隐患，容易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说，公布确诊病例的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其实并无实质意义，因为这些个人信息与防控病毒传播并不直接关联。
同时，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也容易模糊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不再密切关注活动轨迹与自身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确诊病例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境况上，这不但无助于疫情防控，还会给疫情防控添堵、添乱，甚至可能引发人们对流调报告安全性、可靠性的质疑，打击人们配合流调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疫情防控大局。
总而言之，精准科学防控疫情，需要公布流调报告，公开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但关涉到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最少够用”原则，切实保障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安全。此次上海北京两地的举措，是对民众呼声的及时回应，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为今后其他地方疫情防控数据的收集、运用、保管工作作出了良好示范。
当前，国内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现反弹，呈现出多点散发零星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形态，因此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希望上海北京两地的经验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这是重视个人隐私权的应有之义，也是疫情防控、公共管理精细化的应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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