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涛
商鞅在变法之初,公布过一条针对旅店的奇怪法令:“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用白话文表述就是:“关停所有的旅店,那么奸恶、暴躁、拉帮结派、影响农活的人就失去藏身之处了。旅店从业人员一旦失业,一定会老老实实种地。他们参与耕种,那么一定可以大幅开垦荒地。”
逆旅在文学史上是一个诗意的名词。李白的名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尤其给人以美好的想象。为什么《商君书》中的逆旅里却盘踞着数量庞大的不法分子,沦为藏污纳垢之所?这一异样的反差引人注意:逆旅一词也许是一个隐藏的入口,有助于我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春秋战国,从一个小小的切口观察“商鞅变法”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
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战国后期的简牍,其中附了两条魏律,可以解开这个谜团。第一条是魏国的《户律》,是魏王对相国发布的告示。魏王说:“有的老百姓,不肯老老实实住在城邑,却住到野外去,抢掠人口、抢夺妇女,这样可不行。从今往后,逆旅一律不得成立户口,不得给予田地和房屋。”(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门逆旅……勿令为户,勿予田宇。)
该法条提示了一组对立的地域概念:“邑”和“野”。邑,是筑有城墙的居民区;野,是城墙之外无边无际的野地。大体来讲,邑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或村庄;野相当于强人出没的森林。逆旅是供长途旅行之人临时寄宿的,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必须设置在“野”,也就是两个城邑的中间地带,距离最近的城邑至少有一天的路程。换言之,逆旅位于国家控制力最薄弱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城与城之间的“野”,是戎狄、盗贼、野兽出没的地方,生活艰苦而危险。逆旅得不到国家军事力量的保护,要想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没有私人武力作保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很多逆旅设有军事防御工事,可以抵御小股敌人的进攻。《左传·僖公二年》说:“虢国为非作歹,盘踞于旅馆,侵略我们的南部边疆。”(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逆旅居然可以成为虢国向晋国发动军事侵略的桥头堡,可见其军事力量之强大。
逆旅为大批亡命之徒提供衣食庇护,交易条件就是亡命之徒保卫逆旅。睡虎地秦简所附第二条“魏律”就透露了这一点。这是一条《奔命律》,是魏王对将军发布的告示:“逆旅常常带领一群人不参与劳动。我想杀了他们,又不忍心杀那么多人。干脆把他们派到你手下当兵,你不用对他们太好。”(假门逆旅……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由此可见,逆旅藏匿着大量脱离国家控制的“黑户口”。他们不参与生产劳动,对国家没有贡献,却作奸犯科、抢掠人口。战国时期走向中央集权道路的魏国、秦国,都将打击逆旅、收编从业人员视为增强国家控制能力的一大表现。
到了汉武帝大一统的时期,还可以看到类似的“黑店”。《汉武故事》说:汉武帝微服出行,带了二十个人、七八匹马,晚上住在一家逆旅。旅店主人说:“你这么大块头,不好好种地,为什么深夜带着这么多人,还拿着剑来这里?我估计你要么是盗贼,要么是淫贼!”汉武帝求口水喝,店主人冷笑着拒绝,然后转进里间去了。汉武帝偷窥,发现店主人在里间聚集了十几个“少年”,都拿着“弓矢刀剑”,想要袭击他们。
《汉武故事》可能是小说家言,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逆旅的印象。这种印象给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提供了合理化的场景:第一,僻居野外的逆旅主人对于盗贼司空见惯,非常警惕;第二,逆旅有常备的武装力量,有信心拿下“长大多力”且带着二十名剑士的汉武帝。
西晋初年,经过汉末三国长达百年的割据时期,逆旅重新兴起,成为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晋书·潘岳传》记载:当时的逆旅经营商业,废弃农事,藏匿了许多奸淫之人、亡命之徒,败坏法律。晋武帝计划废除逆旅,换成官营的旅店,让老头、小孩、贫困户看守。这与商鞅的考虑如出一辙。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进一步增强,逆旅终于成为客居怀乡的文艺题材,成为李白等一众诗人笔下的宠儿,而渐渐脱离了先秦两汉时代的强悍而恐怖的面貌。时至今日,旅馆、酒店反而是比较能给人安全感的地方。
回到商鞅变法的历史场景。在荒郊野外收容亡命之徒、配备私人武装的逆旅,被商鞅强令关停,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无远弗届。《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经过十几年的改造,当商鞅沦为通缉犯,想要逃亡出关时,一度试图寄宿旅店。旅店老板却不敢收容这名秦律所针对的“亡命之徒”,而提出要查验、登记身份凭证。至此,逆旅已从法外之地,改造为国家的耳目爪牙。秦制之下,国家的控制能力早令周制望尘莫及了。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