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丽
10月31日,华东政法大学,深秋的风夹着草木清香在校园里穿梭。时不时地,它闯入东风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送去阵阵清凉。《法律文化研究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出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就在这里举行。
三十年间,这套《文丛》陆续推出4辑近40种著作,另有4种尚未付梓。其中《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早已成为法律文化领域的经典之作。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教授梁治平是这套《文丛》的主编。研讨会上,他将丛书的来历与旨趣娓娓道来,并提出两个问题:“在过去30年里,《文丛》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今天的法律文化研究,面临着怎样的新语境、新挑战?”
将私人交谈转变为公共话语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掀起了法律文化的研究热潮。梁治平是最早开始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一种构成要素,只有放在更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才可以被恰当地理解。”这样理解的法律,“除了是制度、规则、机构、设施,还是观念、价值、态度、行为”。
1993年,梁治平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两年后,他发起成立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1996年,《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问世。在“编者说明”部分,梁治平写道:《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设立之旨,在于“将私人交谈转变为公共话语,通过平等的交谈和辩论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建构自主的学术空间和建立学术共同体”。
当时,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常面向学者举办活动,交流思想,砥砺学术。许多年轻学者、学生慕名而来。他们参加讨论,也提交论文。梁治平希望:“通过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在有限范围内确立新的评判标准和评判机制,探求法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的途径,寻找理论创新的可能。”
1998年秋,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结束,但《文丛》留了下来,只是名字里少了“中心”二字。《文丛》诞生至今,选题、约作者、约译者等具体事务,基本上是由梁治平一力承担。
《文丛》内外的对话
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仁善说,《文丛》伴随着他的治学历程,是常备于案头的参考书。教学时,他把《文丛》推荐给学生阅读,甚至将其作为“课本”。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陈颐也是《文丛》的受益者。他回忆,自己是在校园里的一家法律书店与《文丛》结缘的。
陈颐回忆,自己最先读到的是梁治平编的《法律的文化解释》。这本书主张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之后,陈颐又把《文丛》第一辑中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找来读。
“这段阅读经历带给我的收获很大,甚至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我。”陈颐说,它让自己坚定地走上了法律文化研究的道路。
在他看来,《文丛》某种程度上与《法律的文化解释》构成一种互文。而《文丛》的不断丰富、生长,则是“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对话”。《法律的文化解释》里触及的、没有展开的,乃至“断裂”的部分,都在《文丛》后来的著述中不断被提出、被涉及。“对话在《文丛》之内,也在《文丛》之外。”
发言中,陈颐谈及梁治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的学术口号:“用法律阐明文化,用文化阐明法律。”这一口号主张在法律与文化之间建立双向阐释关系,而非单向决定或简单对应。
陈颐认为,上述口号提出了两个任务:法律需要放到文化当中去理解,文化也需要通过法律来认识。他同时提出,其难点在于,如何具体地进入一种文化,然后不断地检验对这种文化的概括。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研究新方向,都值得认真对待。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忠明既是《文丛》的作者,也是《文丛》的读者。他笔下的《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修订版)》收录于《文丛》第二辑,他也为《文丛》的其他著作写书评。
让徐忠明印象最深的,是《文丛》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这本书透露出一个信号:法律文化的研究就此转向了社会与日常。”
徐忠明说,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慢慢地,总是会注意到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我想知道,社会上的人们到底在想什么、在表达什么。”他说,法律文化研究有必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甚至微观场景去探索。虽然制度条文就摆在那里,但民间如何实践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2002年,徐忠明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出版。这本书以文学作品为基本材料,结合正史笔记,对包公故事涉及的司法审判进行分析与阐释。
徐忠明关注以人为中心的法律史,尤其重视个体情感维度。他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孔府档案里的土地纠纷材料。案卷笔录记下了知县审案时的样子:拍桌子、言语激烈、情绪起伏。
2009年,徐忠明的《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一书出版。“不是笼统地说‘依情理断案’,而是去看裁判者面对具体案件时的切身感受,以及这种感受如何落到判断和结果上。”
徐忠明认为,许多学术工作就是探索一种研究路径是否存在可能。因此,不必追求给出唯一答案,也不必固守既定范式。“只要能打开方向,即便论述有疏漏,也可以留给他人补充、修正、继续推进。这正是学术发展的方式。”
他用一个反问结束了发言:“即便失败了……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失败呢?”
不断形成的“水系”
陈颐打了一个比方:“《文丛》就像一个不断形成的水系,每条水流都有它的源头。因为梁老师的编辑出版,也因为读者的阅读,水系里又会出现新的资源。早期研究留下的问题,在后来者那里继续流动。以译著为代表的‘远处的学术’,也有机会进入研究视野。同时,在这个水系里,旧的知识受到检验,新的问题显现出来。一些过去难以展开的研究,逐渐有了生长的条件。”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伟臣的研究经历似乎印证了这个比喻。
研讨会上,王伟臣说,《文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也因此感到,自己走上研究法律人类学的道路并非偶然。因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有一条隐藏的法律人类学的线索。”提及梁治平关于法律文化的研究和《文丛》,他认为可以将其理解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寻求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早探索之一。
“专注于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王伟臣正在推动着这门学科往前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于明在主持研讨会时如是说,“这恰恰是对梁老师和《文丛》所代表的那一代学者精神最好的传承。”
在法律文化的研究历程中,梁治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就提醒学人:“法律文化这个词在学术界用得泛滥了,越来越庸俗化。”如非必要,他避免在研究中使用这个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尤陈俊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呼应了这一提醒。作为法律文化的研究者,同时也是法律文化研究情况的观察者,他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法律文化一度成为“箩筐”般的概念,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如果套用上法律文化这个新概念,似乎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了,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许多学者在使用法律文化这个概念时,缺乏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自觉界定的方法论意识。”尤陈俊还展示了一张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发表统计情况的折线图:“整体来看,相关文献产出越来越多,但研究的实质性推进乃至突破其实相对缓慢……”
围坐在一起的资深教授与年轻学子们若有所思,有人举起手机对着幻灯片拍照。这样的画面,也正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李秀清希望看到的。
“我想让学生们看一看,真正的学术研讨会怎样进行,前辈们是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李秀清认为,“年轻人更有学术研究活力,但同时也需要向坚守学术传统的前辈们学习。”
会议间隙,在风穿行的走廊里,不时有师生围住梁治平提问、交流。显然,新的听众正不断加入这场已经持续三十年的“对话”。
图① 《法律文化研究文丛》出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尹丽 摄
图②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光华法学院教授梁治平在《法律文化研究文丛》出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供图
本版制图/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