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相邻关系纠纷中“友善”的邻里之道,共同饮酒致人死亡案中“无过不咎”的审慎,劳动者奔丧被辞案中“人伦常理”的分量,新能源充电桩纠纷中“公私平衡”的考量……每一起案件裁判说理,都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审判”典型案例发布会,法官与人大代表、高校学者围坐一堂。
“古人没有见过充电桩和智能门铃,但古人处理利益冲突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今天依然管用。”通州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马帅的这句话,点出了发布会要回答的问题:写在典籍里的“仁”“和”“信”“孝”,如何走进判决书,成为可执行、可感知的规则?近年来,两家法院从通过学习培训厘清适用边界,到通过案件评查校正说理方式,再到通过典型案例沉淀裁判范式,把“融”字变为了可操作的制度链条。
先立规矩 再谈融入
故事从一间厨房说起。202号房屋住户在楼上漏水殃及自家后才发现,302号房屋的业主高某此前装修时把厨房改成了卫生间,马桶正落在202号房屋厨房的上方。多次交涉无果,202号房屋住户把邻居告上法庭。
“我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庭审中,高某不解。案件承办人、北京三中院民一庭法官夏莉解释称,民法典明确规定,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关住宅规范更是明确提出,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厨房的上层。“邻里相处,贵在守界互助,团结友善。”夏莉说,法院据此判决高某将302号房屋厨房、卫生间恢复原状,该案后来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在裁判说理中写下“团结互助”“友善”,并非法官的即兴发挥。北京三中院副院长朱平在通报中介绍,该院和辖区内的通州法院把学习中华法系优秀思想理念纳入干警常态化政治业务学习,同时建立重点案件识别机制,将婚姻家事、相邻关系、劳动争议、涉公共利益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纳入应当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释法说理的范围。此外,将说理质量纳入案件质量评查、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的重要考核指标,对说理到位、法理情高度融合的裁判文书予以评优表彰;对说理逻辑失衡、价值导向出现偏差的瑕疵文书,在案件评查中予以提示纠偏,引导法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善用情理说理。
“简单堆砌‘仁’‘和’这些字,当事人看不懂,也起不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北京三中院民一庭副庭长林存义坦言,探索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为此他们立下“三个区分”:区分适用场景,并非要求所有案子都引经据典,而是重点放在家事、邻里、养老、继承这些伦理色彩浓重的案件上;区分说理侧重,相邻关系案先讲法律强制性规定,再把“团结互助”作为价值补充,让传统理念服务于法律论证,而不是替代法律;区分表达对象,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情理法讲透。
在乔某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北京三中院的判决书提到,不能期待劳动者在亲人去世时仍以工作为重,劳动者因紧迫事由向用人单位请事假,时长未超过合理期间的,该行为符合公序良俗,用人单位应予以理解和尊重,不能因此辞退员工。“这就是用‘普通善良人’标准进行通俗化表达。”林存义说。法官在裁判环节用人伦常理去校正规则的适用,可有效避免机械司法造成的不公,让裁判既合法又合理。
在林存义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盐”,法律条文是“汤”,盐要化在汤里,而不是漂在汤上面。
各归其位 各融其道
在“融”的实践场里,北京三中院与通州法院根据刑事、民事、行政不同审判领域的特点,让传统理念在具体裁判中“各归其位”,杜绝脱离案件事实的空泛道德说教,避免法理与情理“两张皮”。
刑事审判中,慎刑理念被转化为具体的司法实践。两家法院秉承中华法系“明德慎罚”思想,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并对因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当事人,在依法定罪量刑基础上做好法治教育、帮教回访,兼顾惩治与教化。
民商事审判中,传统智慧更多体现为对利益衡量的审慎把握。在通州法院审理的充电桩安装案中,吕某和儿子租用了小区的两个车位,其中儿子的车位已与物业签约安装充电桩,但吕某觉得儿子的充电车位较远,便申请在自己车位再装一个充电桩,被物业拒绝,理由是加装存在安全隐患,小区已规划专门区域建设充电桩。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公私兼顾、共生平衡的理念。”通州法院副院长郜超说,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正是对这种“公私平衡”智慧的一种制度化表达。上述案件中,车主充电便利是一方利益,全体居民消防安全是另一方利益,在物业已在空旷区域规划集中充电位的前提下,在院内加装充电桩带来的消防风险明显大于个人便利,所以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在行政审判中,“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则被落实到司法审查的尺度里。两家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城市更新、征收补偿、安置房建设等行政案件,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司法建议、行政争议诉前化解等机制,把“以和为贵”的解纷智慧融入行政争议治理。
为进一步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与现代司法审判实现精准对接,两家法院指导法官在规则适用环节,以传统道德观校准规范筛选偏差,避免机械适用法律规则造成的实质不公;在法律证立环节,用传统伦理强化裁判正当性,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在释法说理环节,以“情理法交融”优化裁判说理层次,让当事人不仅知道裁判结果,更理解结果背后的价值导向,让裁判结果更贴近群众的朴素正义观。
一案之光 类案之鉴
一个案例可以打动人心,但只有让案例背后的说理范式沉淀下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才能真正从“一案之光”变成“类案之鉴”。
对此,北京三中院和通州法院把案例挖掘培育作为重要抓手,由审管办(研究室)牵头协调各业务庭,明确筛选识别标准,重点关注能够实现法理、事理、情理相贯通,且实现传统法律理念完成创造性转化的生效裁判,把案例培育工作嵌入日常办案、业务研讨、案例评优全链条,让个案中法理情相融的说理经验沉淀为可复制的裁判范式,带动更多法官自觉在办案中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养分。
“通过常态化挖掘培育,把分散在个案当中的德法共治实践成果沉淀下来,为院内业务学习、法官能力提升提供鲜活本土样本。”朱平说,两院还组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案例与理论研究兴趣小组,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适用边界、说理范式、创造性转化路径,破解实践难题,持续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高校交流研讨,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培训,让实务中的鲜活样本成为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研究成果又及时转化为提升审判质效的现实力量,形成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双向赋能的格局。
同时,两院传承“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治理智慧,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睦邻友善、互谅互让的解纷智慧前置到诉前调解环节,通过联动街镇、村居调解力量,既解“法结”,也解“心结”。
就这样,从“友善”化解相邻纠纷,到“人伦常理”守护劳动者权利,再到“公私平衡”评判是否支持加装充电桩,一个个典型案例都仿佛是在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古老的法意没有停在典籍里,它融入一份份判决的说理中,融入当事人听得懂的家常话里,也融入寻常巷陌间那份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秩序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