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玉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主讲副教授）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历经20余年运行，财政支出规范化长期以程序管控为主要实践导向，对程序合规的片面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保护公平竞争”这一核心立法目的。随着《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落地实施，针对四类违法违规情形的专项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隐性壁垒屡禁不止、代理机构违规收费乱象、围标串标行为趋于隐蔽等问题，持续消解监管治理成效。202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此次修订直面“重程序轻结果、采购需求不清、合同约束不强、绩效有待提高”等现实难题，力求推动政府采购从“形式合规”向“实质绩效”转变，应结合修订草案相关制度设计，梳理制度进步，分析现存短板，并提出完善建议。
锚定需求本位，规制采购隐性壁垒
实践中，差别化、歧视性条款治理难以彻底落地，现行法律将公开招标作为主要采购方式带来的制度刚性是重要诱因。部分项目难以通过完整确定的技术参数予以界定，若硬性要求采取招标模式，部分采购人将通过照搬特定品牌参数、设置属地化业绩门槛等手段，人为限定竞争范围，变相指向特定供应商，出现“形式公开、实质排他”问题，以程序合规外壳掩盖排斥竞争的实质意图。
修订草案对此作出重要调整，删除“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明确采购人应当结合法定适用情形、采购需求特点选择采购方式，确立“通过发布采购公告形式邀请不特定供应商参与竞争”的一般规则。对于技术复杂、需要供应商提供解决方案的项目，竞争性谈判等协商采购方式获得更大适用空间，打破了“逢采必招”的固化思维，推动采购方式回归项目实际需求。制度松绑并不意味着市场秩序能够自动形成。隐性壁垒往往借助程序合法的外衣，达到排除竞争的效果。实践中，压缩标期、照搬特定技术参数、设置与项目无关的荣誉加分等手段，虽不直接作出地域、所有制限制，却能够将潜在竞争者排除在外。修订草案第十九条明确资格条件应当围绕合同履行设定，第六条将平等参与权确立为法定权利，但法律条文较为原则，如果缺少类型化的列举细化，单纯禁止性规定容易流于纸面。建议后续配套实施条例增设示例性条款，把变相排他的典型情形纳入“不合理条件”推定清单，授权财政部门动态更新，增强法律制度实践约束力。
聚焦费用流向，源头整治代理机构乱象
代理机构逾期退还保证金、违规转嫁专家评审费用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在代理机构资质审批取消之后，行业并未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格局，反而陷入“低收费—低质量—乱收费”的困境。究其根源，行业竞争逻辑发生扭曲：低价竞争挤压合法利润，部分机构依靠扣留保证金、转嫁相关费用、虚构项目等方式维持运营，形成“竞次”而非“竞优”的畸形行业生态。
修订草案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与全流程合同管理，但针对代理服务收费标准、保证金退还时限、罚则、收费公开等，尚未设置专门规制条款。仅依靠事后行政处罚，既难以实现事前预防，也无法触及乱象背后的利益链条。代理行为失范是表象，深层次是采购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本应由采购人承担的评审相关费用，被转嫁给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又通过截留各类资金弥补低价带来的损失。整治代理收费乱象，必须同步完善采购人责任体系。建议在制度中补充相关规则，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代理服务收费指引，推行费用支付备案制度，针对逾期退还保证金行为增设按日加收滞纳金的责任，从源头斩断违规收费的利益链条。
压实评审专家权责能力适配，防范防卫性评审
评审专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责任约束虚化是影响政府采购公信力的突出短板。修订草案第三十九条明确评审委员会成员个人责任，第九十一条针对评审专家设置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等惩戒措施，实现从侧重程序组建向强化责任约束的转变，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但如果专家专业能力与项目需求不匹配，单纯依靠追责倒逼，容易产生负面效应。只赋予专家评审权限，却缺少对应的专业能力门槛与动态退出机制，评审环节容易形成缺乏有效制衡的“黑箱”。当履职能力和法律责任不相适配，部分专家为规避责任倾向于简单附和，出现“走过场”式防卫性评审，背离择优遴选的制度初衷。建议修订草案增设专家专业能力审查标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的评审专家应当提交对应领域从业经历或者职称证明，定期开展考核培训；建立履职评价和强制退出机制，对因重大过失造成采购失败、财产损失的，视情节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从长远看，可以探索建立评审专家责任保险，合理分担正常履职风险，避免严苛的追责机制出现制度空转。
政府采购法修订不只是一次阶段性制度攻坚，更是治理理念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让“公平竞争”不再停留于法条表述，贯穿采购需求论证、采购方式选择、合同履约、信用惩戒全流程，立法保护目标才能真正落地。应该充分肯定，修订草案已经取得诸多制度突破，但在代理机构约束、法律衔接、数字化监管等方面，仍需细化完善配套规则。多措并举破除各类隐性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能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法治保障。
2026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