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单独成篇，明确提出“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要求“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提升感知预警、指挥决策、精准管理和即时响应能力”。警务活动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积极融入国家数字化战略，探索科技赋能法治的治理新路径。这些探索既为数字时代警察权的效能释放和规范运行提供了鲜活样本，也为全球科技治理中的执法数字化转型贡献了中国经验。警察权在运行方式、职能边界、制约机制等方面的变革，不仅关乎国内法治建设，更与数据跨境流动、技术主权等问题深度交织，使我们明晰警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背景，回应警察权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法治挑战，探讨面向全球科技治理的警察权发展路径。
警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传统警务模式以“事后回应”“个案处置”为主要特征，高度依赖经验判断和有限的样本分析。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特别是全域数据采集、智能算法分析与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技术的应用，警务活动已具备全域感知、实时响应与精准干预的能力。大数据分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抽样统计，而是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全样本、多维度深度挖掘，分析各类警务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揭示犯罪行为规律与社会风险趋势。这种技术能力推动警务模式从“反应型”向“预测型”转变，形成以预防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的全新警务形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警务活动呈现平台化、协同化、跨境化等特征。
第一，平台化特征。在当今社会，高新技术公司等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催生了新业态，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企业积累的数据，为数字社会奠定了极具利用价值的现实基础，也为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大数据警务必须倚重的核心资源。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不仅依赖自身建立的信息系统，更需要广泛整合来自企业平台、政府部门、物联网设备的多源数据，构建一体化的数据基础。
第二，协同化特征。数字时代，数字警务不再是公安机关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这种协同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纵向跨层级的协同，如省、市、县警务联动；二是横向跨领域的协同，如公安与交通、金融、网信等部门数据互通；三是政企合作的协同，即科技企业为政府部门提供算法、算力与系统运维等技术支持。
第三，跨境化特征。在数据跨境调取、证据互认、执法协作等方面存在规则衔接的现实需求。例如，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跨境犯罪中，犯罪链条往往跨地域分布，部分案件甚至延伸至境外，这就要求警务数字化转型既需要技术层面的互联互通，也需要制度层面的机制对接。
警察权的数字化变革
上述警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直接推动了警察权在履职方式、协助主体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的结构性调整。
第一，履职方式的拓展。违法犯罪预防是警察权的重要职能。在传统警务模式中，违法犯罪预防主要表现为对具体案件的查处，是一种“被动反应”式的预防。而在数字警务中，公安机关通过数据建模、风险画像、智能预警等手段，可以介入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警察权的运行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案件办理，而是扩展到基于大数据的抽象危险预防。这种“数据预防”与“数据调查”的双重职能，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明确适用场景与程序要求，为数字警察权的规范运行和效能释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协助主体的多元。在数字警务实践中，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统筹主导作用，积极整合平台企业、技术公司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资源，广泛开展数据采集、算法建模、智能研判等环节的合作。这种公私协作的模式，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数字时代、提升警务效能的战略选择。然而，公私协作模式也带来一系列法治问题，随着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快，跨境数据调取和执法协作也面临新的挑战，这些都是全球科技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第三，权利保护的延伸。在传统警务模式下，警察权的行使重点在于保障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进入数字社会，警务活动的技术化、数据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自主权益等数字权利保护成为警察权运行中必须高度关注的新领域。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如何在依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警务效能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数字权益，进而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是数字时代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
面向全球科技治理的警察权发展路径
面对数字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特别是在APEC“中国年”这一重要节点，警察权的未来发展应当在法律授权、程序规范、数据伦理与跨境协作四个维度同步完善。
第一，法律授权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健全以人民警察法一般授权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授权相结合的法律体系。针对大数据查询、比对、挖掘等数字侦查行为，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进一步明确其法定条件、适用范围，为一线执法提供更加清晰完备的法律指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明确数字侦查措施的法定种类及其适用条件和审批程序；二是建立分级分类的授权机制，根据数字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的干预程度，设定不同的审批层级和程序要求，体现比例原则；三是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建立公民对违法数字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途径，强化对数字侦查权的司法审查。
同时，应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规则制定，在数据主权、算法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议题上贡献中国智慧。APEC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在促进数字贸易、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等方面有着广泛共识。中国可以借助APEC平台，推动建立区域性的数字治理规则，在尊重各国数据主权的前提下，促进执法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为打击跨境犯罪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程序规范与数据保护的双重保障。可以考虑建立“程序控制规范+数据保护规范”的双重保障机制：一方面，通过比例原则合理设定数据采集处理行为的启动条件、对象范围与审批程序，确保执法措施与执法目的相适应；另一方面，应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在依法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中的执法数据保护规则，在执法协作中实现数据保护标准的协调统一，既保障数据安全又提升执法效能。
第三，数据伦理的持续强化。公安民警在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需要持续强化数据伦理建设，不断提升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建立健全涵盖数据安全防护、算法公平性审查、数据合规监督等内容的伦理框架，确保数据技术应用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安全运行，更好地服务实战、服务人民。此外，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在警务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如犯罪预测、风险评估、智能巡逻等。但算法可能存在偏见和歧视，对特定群体产生不公平的影响。对此，可以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在算法部署前对相关应用的公平性、准确性、透明性进行评估，在算法运行中持续监测其效果，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同时，应推动算法透明化，在不影响执法效能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适度公开算法的基本原理和运行逻辑，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跨境协作机制的深化。应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优势，探索内地与港澳在数字警务、数据共享、执法协作等方面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积累跨境科技治理的法治经验，为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科技治理合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一是建立数字警务协作平台，实现案件信息、情报线索、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和协同研判；二是完善跨境数据调取的程序规则，明确数据调取的申请条件、审批流程、安全保障措施；三是推动证据规则的互认衔接，探索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的证据资格认定标准，为跨境犯罪的追诉提供证据支撑；四是开展联合培训和学术交流，提升三地执法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协作能力。
各地公安警务实践在新时代的不断探索，为全球科技治理中的执法数字化转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也必将为数字时代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026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