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心则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第1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第七条第1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在禁渔（猎）区或者禁渔（猎）期，使用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狩猎）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和第三百四十一条第2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分别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这一“禁区（或者禁期）+禁用工具（或者禁用方法）”的入罪路径，在实务中统称为“双禁”入罪。同时，《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29条明确，“不能仅依行为人在形式上符合‘双禁’情形就一律定罪处罚”。《解释》划定“双禁”入罪门槛，《纪要》设置“双禁”出罪机制，二者并不矛盾，共同构成“形式入罪”和“实质出罪”的递进审查关系。如何准确把握这一关系，避免将“双禁”形式上符合简单等同于“情节严重”，是当前环境资源执法司法实践中亟待厘清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
“双禁”不一律入罪的理据
首先，从立法规定看，刑法第三百四十条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罪状表述为“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第三百四十一条第2款对非法狩猎罪作了类似规定。“四禁”之间以“或者”连接，属于选择关系，行为人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具备了该罪行为方式要件的形式基础。在逻辑结构上，“四禁”要件解决的是“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禁止的类型”这一形式化判断问题，“情节严重”要件解决的是“该行为是否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这一实质性判断问题，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形式上符合“双禁”，甚至“四禁”全部符合，在犯罪构成上也仅可评价为满足客观行为要件，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仍需对“情节严重”要件进行独立审查，进而完成对进入刑法评价视野的行为是否予以刑事打击的过滤和筛选。否则“情节严重”这一要件在体系上将成为冗余，显然不符合立法目的。
其次，从司法解释规定看，根据《解释》第七条第3款的规定，实施第1款规定的行为，应当根据猎获物的数量、价值和狩猎方法、工具等，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是否自愿接受行政处罚、是否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情节，综合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定罪处罚。《解释》第三条第3款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亦有类似规定。这并非附属于某一具体列举情形的补充规定，而是分别对第1款所列全部情形普遍适用的裁量规则。因此，即便行为在形式上符合第三条第1款、第七条第1款规定的“双禁”情形，仍应当依照所在条文第3款规定，综合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以及如何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解释》第三条、第七条本身已经区分了“形式的类型化评价”与“实质的个别化裁量”两个层次，即第1款解决的是哪些行为类型原则上应当纳入“情节严重”的评价范围，第3款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对该类型化评价进行个案校正，避免机械适用。将“双禁”入罪理解为“形式上符合即一律定罪处罚”，实际上忽略了第3款作为综合裁量条款的规范功能。《纪要》第29条“不能仅依行为人在形式上符合‘双禁’情形就一律定罪处罚”的规定，正是对《解释》第三条、第七条的第3款综合裁量要求的重申与具体化，而非对其第1款入罪情形规定的否定。
最后，上述有关规定可以在法理层面获得支持。《解释》将“双禁”行为类型化，其预设逻辑是此类行为通常伴随着对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严重破坏。但类型化研判以典型行为范式为参照原型，难以穷尽纷繁复杂的现实案件样态。当具体案件偏离典型类型时，抽象危险判断与具体法益侵害之间亦可能出现偏离。从法益保护原则出发，刑法的正当性在于对法益侵害或危险的现实回应，违反管理秩序与侵害生态法益并非总是成正比，将对生态法益实际侵害微乎其微的行为一概入罪，会使刑罚异化为对形式违法的机械回应。从责任主义原则出发，行为人对“双禁”规范的认识程度、对危害性的预见程度直接影响非难可能性，仅以客观行为类型替代主观责任判断，显然与责任主义的核心要义相悖。从刑法谦抑原则出发，行政处罚在罚款、没收工具等方面已具备相应规制能力，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刑事介入既缺乏必要性，也可能因犯罪前科的附随后果使行为人承担超出其危害性的负担。综上，《纪要》第29条要求综合考量各项情节，正是将上述法理原则落实为可操作的审查规则，使“双禁”入罪回归法益保护与责任主义的规范基础，并通过积极运用刑法谦抑性原则，将有限刑事司法资源用于重点打击破坏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犯罪行为。
“双禁”是否入罪的审查要点
根据《纪要》第29条的具体要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双禁”是否入罪的审查应当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审查渔获物的数量、价值，这是判断社会危害性最直接的客观依据。数量较少、价值较低，且未涉及珍贵、濒危物种、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怀卵亲体等重点保护对象的，倾向于不作犯罪处理；数量较大、价值较高，或者虽然数量不大但涉及重点保护对象的，倾向于认定“情节严重”。对于多次作案、累计数量较大的，应当累计计算，不宜以单次数量少为由出罪。
二是审查捕捞工具、方法的破坏性程度，这是区分“双禁”行为危害大小的重要标尺。其一，“电毒炸”属于《解释》明确列举的方法，对于此类行为，原则上应当直接认定“情节严重”。通常情况下，电流、毒物、爆炸的危害范围远超实际捕获的鱼类，对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鱼卵幼体等均造成杀伤，损害具有不可逆性和扩散性。即便未捕获成鱼，其行为本身也可能对水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破坏。其二，“电毒炸”并非绝对排斥个案出罪。对于尚未实际实施“电毒炸”行为即被查获的（如设备刚架设、毒物尚未投放等），可以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出罪；对于已经实际实施“电毒炸”的，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属于电流电压明显偏低、毒性物质浓度极低、投放范围极小、持续时间极短，且经专业评估确认未对水体生态造成实际影响或影响可忽略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其三，对于使用其他捕捞工具、方法，应当结合工具、方法的实际破坏性和《纪要》第28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将一般性禁用工具、方法扩张解释为“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工具、方法。同时应当注意，捕捞工具、方法的破坏性判断不能脱离具体的作业环境，应当结合案发地的资源状况和生态特点以及捕捞数量、渔获物结构、作业时间具体分析。
三是审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这是影响非难可能性大小的直接因素。以贩卖牟利为目的、长期或者多次实施“双禁”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大，倾向于认定“情节严重”；以食用、娱乐为目的的偶发行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以结合其他情节从宽处理。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双禁”规定、是否明知工具、方法的禁用属性，应当结合其从业经历、认知能力、交易方式等综合判断。
四是审查行为人是否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这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体现。行为人主动投案、如实陈述、自愿接受行政处罚、采取增殖放流等措施修复生态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重要依据；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据此不作犯罪处理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注意，修复行为不能替代刑事责任，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仍须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此外，修复效果的评估应当注重实效，对于修复措施未实际执行或者效果不明显的，不能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
上述各要素之间并非简单并列关系，而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渔获物的数量、价值是客观基础，捕捞工具、方法的破坏程度体现手段危险性，行为人主观动机目的是责任基础，修复表现是事后补救的酌定情节。实践中，既要避免“唯数量论”“唯工具论”等片面倾向，也要防止以单一从宽或者从严情节代替整体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对于个案中各项要素指向不一致的，应当结合全案事实进行整体权衡，确保入罪标准一致、出罪路径清晰，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保障民生有机统一。
2026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