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理一案”到“治理一类”

　　□ 本报记者　　　　 常煜
□ 本报见习记者 王灿
　　
　　2025年以来，云南省昆明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综治中心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转变，构建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体系，促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各级综治中心共成功化解矛盾纠纷6万余件，化解率超90%。
　　今年3月，周师傅到昆明市盘龙区一处工地做木工，入职第一天便意外摔伤。随后，他与包工方签下一次性和解协议，5600元赔偿款当场结清。
　　然而，随着治疗继续，周师傅的医疗费增加到1.4万余元，误工、护理等费用尚未计算。多次协商无果后，周师傅走进了盘龙区综治中心求助。
　　该中心法律援助窗口重新梳理伤情、医疗票据、误工时长等情况，协调相关力量介入调解。最终，双方重新达成补充赔偿方案。
　　过去，面对跨领域复杂纠纷，群众往往需要奔波于不同部门之间寻找解决办法。如今，昆明市把跨部门协调前移到纠纷受理环节，由综治中心统一受理，再根据纠纷性质匹配行政、司法和专业调解力量。
　　“关键不是把多少部门集中到一起，而是能不能真正协同起来。”昆明市综治中心主任徐明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昆明推动部门“物理叠加”向平台“化学融合”转变，将过去事后协调变为力量前置、就地协同。同时，纠纷化解的评判标准从“程序办结”，进一步落实到诉求解决、情绪疏导和风险消除上。
　　在昆明市西山区，这种“实质化解”的要求被嵌入纠纷处置全过程。登记受理、风险评估、法律评析、分流交办、跟踪督办、评价回访等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完整链条。对疑难复杂纠纷，西山区综治中心从当事人情绪、行为等维度开展风险评估，对超时事项预警催办。
　　“案子转出去，不等于问题解决了。”西山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周浩介绍，中心不仅看调解协议有没有签，还要看协议有没有履行；处置结束后，还要通过回访了解当事人是否认可结果、有无衍生风险。
　　何某原来经营一家小型服装店，经营失败银行贷款逾期。该纠纷进入西山区综治中心后，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到，何某月收入约3000元，还需供养老人和子女。本着既要保护银行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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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考虑债务人实际偿还能力的原则，工作人员经多轮协调，银行同意减免何某全部罚息、复利及部分利息，剩余款项分期偿还。
　　昆明市呈贡区建立“工作提示函、风险预警函、任务催办督办单”工作机制，对矛盾纠纷持续跟踪，对于暂未化解事项，依法导入下一办理程序，避免“受理后无下文”。从“有人受理”到“有人解决”，再到“有人跟到底”，呈贡区综治中心对矛盾纠纷“办结”的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依托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昆明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治理通道贯通，目前已有40余个职能部门接入。今年以来，平台线上流转矛盾纠纷49441件，跨部门协同处置21478件，按期办结率达99.8%。
　　昆明市综治中心研判发现，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劳务欠薪、合同纠纷等问题较为集中。据此，昆明市综治中心组织联动相关部门，梳理普法覆盖面不足、基层矛盾处置标准不统一等共性问题，依托指挥调度、会商研判等工作制度，制定出台工作机制、开展业务实操，紧盯多发区域和高发时段针对性组织专项行动，压实基层调处责任，推动治理关口前移。
　　一件件进入综治中心的纠纷，不再只是系统中的一条条“办结记录”，同时成为观察基层治理的数据样本。
　　目前，昆明正进一步谋划“智慧综治”建设，通过数据汇聚共享、智能研判、风险预警和协同调度，提高对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的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和快速处置能力。从部门进驻到协同处置，从“办理一案”到“治理一类”，衡量矛盾化解成效的标尺正在被重新定义。基层治理最终检验的，已不是系统里增加了多少个“办结”，而是为群众真正解开了多少个“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