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法内合理”与“法外合理”形成对应与融贯，使前者能够支撑后者的展开，这便是一种隐性标准
□ 刘星
办案，能否让人觉得既“合法又合理”？
这个问题，主要针对社会公众而言。某些案件成为公共话题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疑问。有的时候，人们会说，某个案子办得合法，但不合理。这种例子不少，尤其是案件引发广泛争论时。
可能有人觉得：合法办案就行，不用关心合理，因为合不合理根本说不清。这种感觉可以理解。另外，可能有人觉得，合法又合理，是个好主意。因为如果合法却不合理，是个缺憾——社会公众可能失望。
但合法又合理，有时并不容易。因为当说既要合法又要合理时，意味着办案本身就很棘手。“合法”与“合理”都不易实现，而且它们还彼此纠缠。您如果也有这样的感觉，可以顺着往下看。
“不甚合理”与“比较合理”
先从一个真实的例子入手。
甲、乙于2011年结婚，婚后1年买房。房款127万元。乙婚后长期没工作，房款仅付4万元。2019年，房屋产权登记时，乙拿出一份“声明”，内容包括“房产份额”——甲未在场，乙代签——“份额：甲99%；乙1%”。登记工作人员问乙：“声明”是甲、乙两人的意思？乙点头。之后，半年光景，乙感情渐淡，提出离婚。甲虽感情受伤，但同意了。乙提出房产平分。房产估值300万元。甲愤然反对。诉讼中，一审、二审均判房产平分。而后检察院抗诉，法院再审，判决甲获99%，乙得1%。
这案办得是否合法且合理？
大致看来，一审、二审可说合法，但似乎不甚合理；抗诉再审也可说合法，但比较合理。后者，似乎将好主意变成了现实。
说一审、二审合法，是因为它们在法律上，能拿出像样的依据。补给您一个细节可资佐证：二审判决后，甲曾向更高一级的法院申诉，被驳回了。依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婚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共有，除双方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外（按当时法律规定）。双方婚后购房，故房产为共有。
第二，“声明”可忽略不计。因为它虽是书面的，但形式和内容太简略了，说是正式的书面约定不妥。
说抗诉再审合法，同样是因为它在法律上是牢靠的。其亮出的依据是：房屋是不动产，不动产以登记为确权依据；“声明”是乙代表自己和甲提交的，并经询问确认登记份额。经询问确认，等于是可以看到法律上的“某人的确那么想的”——真实意思表示。
至于提到一审、二审“不甚合理”，抗诉再审“比较合理”，则基于一个直观感受——后者更多顾及了很多人容易想到的三点：其一，在房产上不考虑出资多少就平分，好像不太合理；其二，乙应该是同意房产的比例划分，不然，不会自己拿着“声明”去登记，还经询问说“是”，乙可以说是出尔反尔；其三，甲感情受伤，之后还要拿出一半房产，这让人看不过去。
那么，抗诉再审合法且合理，标准就是上述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也没什么难度吧？的确，要真是这样就不难了。但可以告诉您，不仅仅如此。这只是显性的标准。
在法律上，还有更深一层非专业人士不易察觉的标准——它是隐性的。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是：法律的内部合理性如何与很多人直观的合理性，形成有意思的对应。
不同立场下的合理解释
现在请注意，在“合法”本身可以展开的争论。所谓争论，意味着要运用“合理”的解释方式，说明自己的合法为何成立。这对抗诉再审的结果尤为重要。否则，容易被认为只是随意选取，或者迎合前述很多人想到的三点——尤其是在有人提出质疑时。
先看站在抗诉再审的立场，可以怎样作出合理解释。
抗诉再审可以说：判甲胜诉，法律上是合理的。因为细察案情，可以发觉三点：首先，“声明”虽不严谨，但毕竟是文字写下的。法律说，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书面，可却没说到底怎样才算“书面”。其次，强调书面，目的是明确“某人的确那么想的”，写下来了避免纠纷。因此，认定“声明”符合“某人的确那么想的”，没有问题。再次，法律还说，不动产以登记为确权依据。登记确权，正是像书面约定一样，为了避免纠纷。
接下来，再站在一审、二审立场，看看可以怎样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审、二审可能会讲：判乙胜诉，法律上才合理。因为细看案情，可以认为“声明”不严谨是个疑点。既然甲希望取得99%的份额，又是房产这样的重要财产，为何不谨慎地签个不留瑕疵的书面约定？所谓“某人的确那么想的”，并不那么确凿。另外，登记确权的依据确实硬核。但实践中，夫妻常将房产登记在一人名下。若不加核实即据此确权，这得有不少“冤”。所以，法律又强调夫妻之间要有书面约定。再从日常心理看，人们往往更信赖直接的书面约定，因为它不绕道。法律对此强调，是对这种理解路径的确认以避免理解分歧。
对应与融贯“两层合理”
上述两种合理解释，似乎旗鼓相当，各有说服力。
但这里的要害是“合理”解释中的“合理”，与抗诉再审顾及的、很多人感受的“三点合理”有微妙的关系。
前一个“合理”，可说“法内合理”。它的意思是指任何法律规定本身就存在“合理”的一面是有道理的。或者说，法律如何在自己的规则世界里自圆其说。熟悉法理的朋友们知晓这一点。
后一个“合理”，可说“法外合理”，就是很多人容易感到的合理。它比较经验直观，没有什么专业训练的印记。
而在人们提出“既要合法又要合理”的疑问时，技艺更为精湛的法律人可能会尤为注意两种“合理”的衔接、呼应。在上面提到的办案过程中，抗诉再审或许正是小心翼翼地让己方的“法内合理”与“法外合理”彼此对应起来，相互融贯，使伸张“法外合理”更顺畅。
话说至此，可以这样理解：使“法内合理”与“法外合理”形成对应与融贯，使前者能够支撑后者的展开，这便是一种隐性标准。做到这一点，应该能够认为，办案实现了真正的合法又合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述案件中，一审、二审虽合法，但显得不甚合理。而这种融贯能力，正是裁判更具说服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然，这也许还表明，人们所期待的“合理”并不在法律之外，而是法律能够被理解的样子。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26年11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