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碧琴
马来亚芙蓉坡华侨刘敦墙1949年1月2日寄往福建泉州南安刘林村母亲叶腰的侨批记录了一桩侨汇纠纷。1948年刘敦墙汇回家里的25元侨批款项，被一个名叫“甫瑛”的人私自截取。
侨批中，刘敦墙这样写道：“回文来示，系是甫瑛之笔迹，内夹信三张，并无言及咱家事情。以儿思之想，已是甫瑛叔收唤……若是家父借此人之项可以抵换。对于此男人无耻收信，亦可谈与保长及地方人士周知，儿亦可追究信局。”
次月，其父刘甫咸也寄批给妻子叶腰详陈内情：“敦墙于去年八月间付去家信，银25元……已经被亚瑛哥截取，此是犯法之理，而且查信咱家又无收到。如见信之时祈即与他理会，将余向借叻币20元，以作抵㐿完楚，清了手续，若是不要生理，写信来知，自有法律对待办理。”
侨批中常出现同一人名字的不同写法。上述两封信件里的“甫瑛”与“亚瑛”应为同一人，下文暂称其为阿瑛。此人为何私自截留刘敦墙的侨批款，还堂而皇之地写了回批呢？原来，刘甫咸此前向他借去20叻币，阿瑛私自扣下这笔侨款，打算用来抵偿债务。可这种私扣他人侨批款用以抵债的做法，已然触犯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行为主体涉嫌违法。
其一是阿瑛。债权人在未经得债务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对方财物扣押用以抵债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债务执行制度关乎执行主体、执行客体和执行程序等一整套规范，由不得债权人自作主张，一意孤行。
其二是信局及信差。华侨将侨批及款项交付信局之时，双方即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信局应严格遵照委托人的指示，代理侨批解递业务。刘敦墙1948年委托谦裕信局寄送25元，收款人是叶腰，信局将款项解付给任何第三方都涉嫌违法，因此刘敦墙言明“亦可追究信局”。
时隔两年，此事终于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1950年10月12日，刘敦墙在侨批中向母亲讲述：“前年被甫瑛所收银信，经由茶盘叔负全责清还，经由信局与家父三方面互相议论后，由茶盘出钱交家父收……”“茶盘叔”应为谦裕信局信差，刘敦墙1948年的侨批信件及款项，经他之手流落至阿瑛手中，故他对该事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半个月后，刘甫咸也在信中和妻子说，“前年借亚瑛哥之叻币20元，经于前月与地盘（与前文的‘茶盘’应为同一人）理会清楚。而亚瑛偷收敦墙之信项25元，因谦裕信局行批与厦林和泰，乃由他转函通知码头铺号泉成，逐追成案，是以地盘与夫磋商二地，向谦裕相量（商量）了解息事。而咱所欠之20元，亦已清楚完局，祈为知之。”乡里乡亲遇事讲感情，加之刘甫咸确实对阿瑛负债20元叻币，此事最终经各方当事人磋商一致，取得妥善解决——阿瑛截取的25元侨批款抵扣刘甫咸前期对他的20元叻币债款，尾款由信差茶盘叔清还。
最后，刘甫咸特地交代妻子，“以后所有信息要回复之时，须知盖‘叶腰之印’，以免被人收去，错误之虞。”
20世纪40年代后，信局加强推行侨批印章制度，华侨也常在侨批中交代家人回批须加盖印章，以防他人冒领伪造。类似叮嘱在侨批中并不少见，“回批须盖永城印仔为要”“此后收信银须盖印章，信内及信封，以免错误”“另母须要割印仔一个，现时寄信交什么人就是印仔为准，有收到还没收到才会知道”。1970年7月20日，李德寄给姐夫的侨批依旧提及核验印章：“你这次的来信，信尾有写你的名字，但是没有盖上你的名印，不知此信是否你亲自写来，或是他人偷笔？”一枚小小的私印，成为侨眷确认通信、守护侨汇安全的有力凭证。
新中国长期贯彻保护侨汇政策。1955年2月，《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明确规定：“侨汇是侨眷的合法收入，国家保护侨汇政策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长远的政策。”
保护侨汇的规定，也体现在日常单据的细节中。1956年1月16日，刘敦墙寄给南安刘林弟弟刘敦填的汇款通知书右侧，印有一段面向收款人的提示文字：“收款人注意：1.请保留此单以备查考。如汇款有疑问或侨汇中断，拟向国外贵亲友查询催汇，请持此单委托当地银行或本局办理。2.派送侨汇如有服务不周到或私索费用，不代收汇人保守秘密等情事请向当地银行报告。3.侨汇是侨眷的合法收入，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有挪用、积压侵吞侨汇或向侨眷强迫借贷，请向政府或银行检举。4.如有误交错收情事，收款人应将原款退还，并向信局取证明。”
从民国末年侨批私扣款项引发的民间纠纷，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立法出台专门法令守护侨汇权益，小小的侨批文书，串联起一段侨乡金融法治变迁史。无论是侨民自发采用印章核验防范冒领，还是国家出台法规明确侨汇不可侵占，本质都是守护侨胞与侨眷的合法财产权利。这些藏在侨批字里行间的往事，也让后人得以看见，保证侨汇安全是维护侨乡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2026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