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永成
一个国家以何种方式规范市场秩序、涵育商业文明，不仅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设计，更与其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见利思义”“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富民厚生”等思想资源，其精髓皆可归于“义利”二字。这一文化基因经由历史沉淀与创造性转化，凝练为诚实守信、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厚植文化根基。
义利之辨：贯穿千年的价值命题
“义利之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命题，也是中国商业文明深沉持久的文化底色。中华文化尚义而不轻利，推崇道义，强调诚信，追求富民。“义”意指道义、公正、担当，“利”意指利益、效益、富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没有道义的约束，则逐利行为难以为继；没有利益的支撑，则道义理想便成空谈。中华商业文明以“信义”“贾道”为理想，认为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诚信经营与责任担当，实现个体富裕与社会繁荣的统一。
“义利之辨”滥觞于先秦诸家，历经汉唐至宋明的融汇发展，已成为统摄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轴。《左传》记载“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又称“利，义之和也”；《国语》强调“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奠定了见利思义的基本取向；孟子答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将义利协调提升至国家治乱的高度；荀子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以礼义约束逐利冲动。至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利之辨一度偏向道义一极。宋明时期，朱熹视“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将义利之辨提升为儒学核心命题；叶适、陈亮等事功一派起而反驳，叶适直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强调道义不能脱离事功而空谈。至清代，颜元将董仲舒之语修正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在承认功利正当性的同时保留道义的优先地位，完成了义利统一的理论回归。
以“重义轻利”四字概括中华义利观，未免失之简单。在儒家看来，义与利各有其位。利是生民衣食之本，程颐直言“人无利，直是生不得”；义是裁断取利正当与否的价值尺度。二者异质并立，本难作简单的轻重取舍。儒家立“见利思义”为基本准则，求利无可厚非，取利必循义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者，宜也”，在以义统利与义利互生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正当与适宜，正是市场交易公平有序的伦理内核。
难能可贵的是，义利思想自庙堂延展至民间，化作民间商帮的行为自觉。明清以降士商合流，顾宪成提出“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将“贾道”纳入“道”的范畴。晋商以诚信义利为立业之本，徽商奉“贾而好儒”为经营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儒商风骨，历经数百年仍为今人镜鉴。这种由士而商、由商而俗的文化传递，使“义利相济”从精英哲学沉淀为民族商业伦理，构成了中国营商环境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色。
义利失衡：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营主体活力不断迸发。但诚信缺失、产权纠纷、竞争失序、政商不清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成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制约。
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义”与“利”这一对经济伦理的核心范畴，在市场经济逐利本能的冲击下时常失衡。当短期利益的诱惑超过诚信守法的成本权衡，合同欺诈、拖欠账款、假冒伪劣等失信行为便会滋生；当局部利益的博弈压倒产权保护的法治底线，企业家安全感与创新意愿便会受到冲击；当部门利益的考量遮蔽公平竞争的制度要求，市场分割与隐性壁垒便会固化。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若缺乏道义约束，逐利冲动便会导致欺诈丛生、物欲横流。当前，部分行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刷单炒信、商业贿赂等乱象时有发生，其深层根源便在于义利失衡。
市场经济呼唤一种能够统摄逐利动机与道义约束的价值平衡。这种平衡，正是中华传统义利智慧所倡导的“义利相济”。义利相济不是对逐利本性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义”为“利”设定边界与方向，使可持续的“利”内生于正当的“义”之中。经营者只要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就能获取应得的“利”，“利”本就生于“义”，两者并不冲突。这与“沾血”的利润不是利润，是“昧心钱”“黑心钱”的商业伦理判断一脉相承。当然，义利相济不能仅停留于道德自觉，更需在法治轨道上落地生根。
义利相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始终浸润着“义利相济”的精神气质，走出了一条与资本“唯利是图”逻辑截然不同的制度建设道路。新时代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应将义利相济的治理智慧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
一是落实产权平等保护，筑牢恒产恒心之基。深挖“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产权智慧，将其有机融入现代产权制度。围绕要素使用、市场竞争、权益救济等权利场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以清晰的产权规则划定交易边界，落实侵权惩罚性赔偿，让不义的利润无利可图，从制度源头筑牢“见利思义”的根基。
二是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稳定市场交易预期。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基本定位，把中华传统信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要求贯通起来，落实到市场治理全过程。司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依法规制缔约欺诈、恶意毁约、逃废债务等失信行为，让毁诺者付出应有代价；行政机关强化合同监管与信用约束，把失信苗头纠治在交易环节；广大经营主体把诚信作为立业之本，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以信誉积累赢得长远发展。让“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古训融入现代市场血脉，以坚实的信用支撑稳定的市场预期。
三是健全政务诚信机制，涵养亲清政商关系。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第一信用”。要推动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向市场主体作出的政策承诺、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等为由违约毁约，把“义”从市场主体自律扩展为公权力他律。以政务诚信引领商务诚信、社会诚信，推动政商关系从“清而不亲”走向“亲清统一”，让守信践诺成为各级政府和公职人员的自觉遵循。
四是强化公平竞争治理，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推行公平竞争审查，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使“利”的获取回归“义”的轨道。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一见利忘义的新形态，遏制低价无序竞争，促使经营者把功夫下在质量与创新上。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失信成本，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成为市场自觉。将道德自律转化为制度约束，将“以义取利”从商业伦理转化为法律义务，引导经营主体在理性权衡中形成“见利思义”的行为习惯。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26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