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必新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新型权益冲突与法律纠纷，给传统司法裁判体系带来现实挑战。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立足我国数字司法实践，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统筹权利保障、风险防控与科技创新，为人民法院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划定裁判标尺，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筑牢法治防线，是数字法治建设领域一份重要的司法规范。准确把握《意见》蕴含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对于统一裁判尺度、防范技术滥用、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价值立场：坚守人本底色，统筹创新发展与安全底线
技术是服务人的工具，人的主体性是人工智能治理不可动摇的根本。《意见》通篇贯穿坚持以人为本、支持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三重价值取向，直面“人工智能为谁创新、怎样创新”这一根本性命题，努力实现权益保护、风险防控、产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一方面，把人格权益保护摆在突出位置，筑牢数字时代人格尊严的法治屏障。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之后，“AI换脸”、仿声合成、深度伪造、算法歧视等问题多发易发，自然人肖像、声音、隐私、名誉等人格权益面临全新风险。《意见》直面社会关切，明确对未经许可利用AI生成、传播自然人虚拟形象、合成人声等行为作出侵权否定评价，对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清晰地传递出鲜明导向：技术创新绝不能以牺牲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任何人工智能应用都必须恪守人格尊严这一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
另一方面，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摒弃两种片面司法倾向。面对人工智能纠纷，司法实践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是过度严苛，对技术探索过程中的合理风险一概追责，挫伤产业创新积极性；二是迷信“技术中立”，把算法、模型作为免责借口，放任技术滥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意见》坚持辩证思维，做到该保护的权利坚决保护、该包容的创新适度包容、该规制的风险严格规制。人工智能产业既要加速向前、奋力开拓，更要行稳致远，这正是《意见》贯穿始终的底层逻辑。
需要看到，《意见》并非脱离现行法律另起炉灶，而是立足于民法典、著作权法、民事诉讼法等现有法律框架，把既有法律规则向人工智能新场景进行解释延伸与细化落地，用司法裁判弥合成文法律与技术现实之间的缝隙，体现出立足本土法治体系回应新技术挑战的治理思路。
实体裁判：分层定责，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边界
责任认定是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审理最大的实践难点。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长，涵盖模型训练主体、大模型服务提供者、开源参与者、终端使用者等多方主体，叠加“AI幻觉”等技术固有局限，极易出现责任模糊、归责失据的困境。《意见》摒弃“一刀切”归责模式，构建分层分类的责任规则体系，为司法办案提供清晰指引。
第一，锚定过错责任的基础适用规则。《意见》明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情形下，涉人工智能侵权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守住了侵权责任制度的基本逻辑：不能仅因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就直接推定主体当然承担法律责任；是否担责，核心判断标准在于相关主体有无过错、是否履行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注意义务。这一规则既防止无限扩大责任范围，挫伤技术创新主体积极性，也杜绝以技术客观缺陷为理由，免除相关主体本应承担的法律义务。
第二，合理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与责任。针对争议突出的AI生成内容侵权问题，《意见》区分不同应用场景，科学划定服务提供者义务边界。既反对将大模型提供者当作“无限责任主体”，要求其对模型全部输出内容无条件兜底；也反对以算法黑箱、模型不可控为由完全免除平台责任。围绕模型训练、内容输出、风险防控设置梯度化注意义务，合理参照适用“通知—移除”规则，督促平台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同时为产业技术迭代预留制度空间。
第三，厘清使用者责任，破除“技术中立”的抗辩误区。人工智能终究是人类使用的工具，技术本身不承担法律责任，但使用技术的行为人不能免责。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试图以“AI幻觉”、算法自动生成作为抗辩事由，逃避自身法律责任。《意见》对此予以回应：当事人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不能拿技术缺陷当作自身过错的挡箭牌；当事人使用AI生成诉讼文书、交易材料，自身负有甄别核实义务，未尽审慎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这一规定重申人的主体地位，划清工具局限与行为人过错之间的法律界限。
第四，兼顾开源生态保护与风险防控。开源创新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开源链条参与者主体多元、成分复杂。《意见》区分开源提供者、开发者、使用者的不同角色，既保护开源协作的创新活力，又明确风险提示、瑕疵告知等义务，防范开源衍生风险，实现鼓励开源发展与防控法律风险两者兼顾。
与此同时，《意见》还对训练数据合规、AI生成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智能系统损害赔偿等前沿热点问题确立裁判导向，基本覆盖当前司法实践主要案件类型。
程序配套：立足技术特质，完善新型案件诉讼机制
涉人工智能纠纷技术性强，证据大多掌握在技术服务方手中，技术事实查明难度大，仅依靠实体规则难以实现公正裁判。《意见》兼顾实体与程序，完善配套诉讼机制，破解技术带来的程序难题。
其一，合理调整举证负担，追求实质公平。考虑算法运行、模型训练等核心证据大多由技术平台掌握，普通当事人取证存在现实障碍。《意见》区分案件具体情形，对举证分配作出合理调整，避免出现受害者举证不能，平衡双方举证能力差距，实现程序层面的实质正义。
其二，优化技术事实查明路径。审理此类案件需要对模型训练逻辑、算法运行机制、技术风险开展专业判断。《意见》强调用好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制度，借助专业力量破解技术事实认定难题，帮助法官拨开技术迷雾，防止因专业壁垒带来裁判偏差。
其三，严厉规制诉讼活动中的人工智能滥用。针对实践中出现利用AI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炮制虚假诉讼等行为，《意见》明确惩戒路径，为滥用人工智能妨害司法秩序划出红线，维护诉讼诚信，守护司法权威。
司法适用应当把握好四项实践导向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把《意见》落到实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把握好四项实践导向。
第一，坚持法理情相统一，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既要尊重法律条文本义，也要洞悉技术运行机理，兼顾产业发展现实，考量个案裁判带来的行业示范效应。个案裁判不仅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更要发挥司法对行业的规范指引价值，既要救济受害主体合法权益，又要避免裁判尺度不当抑制技术创新。
第二，分清技术固有局限与主体过错，把握司法容错边界。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完全消除“AI幻觉”等技术固有缺陷。只有在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落实风险防控与风险提示义务的前提下，才能对技术固有局限带来的风险予以适度宽容；如果主体怠于履行风险防控义务，则不得以技术缺陷为由减轻或者免除责任。
第三，树立系统治理思维，推动司法裁判与行业治理协同发力。司法是化解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并非人工智能治理的全部。通过个案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倒逼市场主体完善内部合规体系，推动行业健全伦理规范与技术标准。司法机关应当用好司法建议，把案件审理发现的共性风险传导至监管部门、市场主体，构建司法、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第四，保持开放审慎，动态回应技术迭代。人工智能仍然处在高速演进过程中，新场景、新类型纠纷持续涌现。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司法既要坚守法治底线不动摇，也要保持适度开放，持续总结审判经验，动态回应层出不穷的新型法律问题。
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也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全新时代命题。《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司法治理迈出关键一步。它释放清晰信号：人工智能发展必须运行在法治轨道之上；创新不能逾越权利底线，发展不能放弃安全要求。司法既要当好广大群众数字合法权益的守护者，也要当好新技术向善发展的护航者。通过一个个公正裁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坚实的数字法治力量。
2026年0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