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22年追凶路搬上电视荧屏

——刑警角色原型严关炳讲述悬案背后的故事


  ①

  ②

  ③

  ④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马海明

  1995年11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闵记旅馆发生了一桩惨案:一夜之间,包括旅馆老板12岁孙子在内的四人,被人用钝器锤击致死。而后,凶手如幽灵般消失。
  四名死者惨烈的遇害场景,成为压在湖州公安心头的一块重石。案发后,湖州市、区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抽调全市刑侦骨干参战,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协助。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久侦未破。
  22年后,真凶落网。今年7月,这个真实案件被搬上荧屏——电视剧《悬案》由《边水往事》导演牟芯岑执导,在优酷、中央电视台八套同步播出。
  剧集采用“一季两案”模式,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浙江的两桩久攻不破的命案。其中,“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被改编成第二案《卞记旅馆抢劫案》。凶手刘永坤逃窜后成为作家,22年后警方通过最新的技术手段将其锁定。第二案中,演员公磊饰演的刑警陆敏学,原型正是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严关炳。
  1995年11月30日,时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严关炳,推开了闵记旅馆的大门。自此,严关炳与这桩悬案展开了长达22年的缠斗。
  之后,经过湖州公安一代代人的接力,这场战斗迎来了最终的结束。
“悬案”背后的坚守
  “40年来,我一直做一件事,就是破案。”严关炳说。
  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流动人口增多,刑事案件量随之上升。公安系统急缺人手,专门到各院校物色年轻人。学物理的严关炳就这样被“选”进了刑警队伍,并明确培训方向:痕迹检验。半年专业训练后,他扎进现场,一干就是40年。
  “不是我自己选择了警察,是单位选择了我。”顿了顿,他又说:“不过现在回过头看,当年这个‘被选择’,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幸福的事。”
  “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发生时,严关炳刚升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不久。这是他从警以来遇到最凶顽的对手,四条人命的血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湖州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场留下一样关键证据,“特征蛮清晰”。严关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用翻照片,“脑子里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问题是,当时没有称手的技术工具,只能靠人——投入大量警力,一个一个地比,错了就推翻重来。“干这一行,责任心必须重。”
  旅馆案发生在1995年。案子悬着,但技术一直在往前走。湖州公安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命案必破的使命感,推动着技术不断向前。
  证据被保存下来。没有什么特殊手段,“就是按规范要求,保持干燥”。严关炳说,潮湿会导致霉变,“当时不知道20年后会有什么技术,反正物证该留就得留。”
  这一留,就是22年。严关炳从一线刑警干成了痕迹检验专家,发表了不少专业论文,出版《皮革品痕迹检验》专著,但那桩案子始终搁在心里。
  2017年,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吹响号角。那些曾被反复摩挲的旧卷宗、泛黄的现场草图,再次铺满刑警们的案头。
  22年,足以让青丝变白发,却从未动摇过一代代湖州刑警“不破不休”的执念。老刑警把未竟的心愿写进工作笔记,新刑警接过资料,带着前辈的经验与叮嘱重新上路。
  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守,是公安队伍最深沉的力量——它无需豪言壮语,只在每一次“到现场去,再想一想”的重复中,熠熠生辉。
从真实改编到荧屏
  真实大案改编剧,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保持悬疑感。哪怕不了解原型案件,剧一播出,网上也到处是“故事解密”。但基于创作的基本逻辑,基本案情和侦破过程又不可能大幅虚构。那观众为什么要花几个小时,看一个“旧故事”?
  《悬案》的回答是:不猜凶手,改看凶手。
  剧集在每个单元开篇,就把凶手的身份和作案过程呈现给观众。《卞记旅馆抢劫案》中,刘永坤(王传君饰)与汪向前(刘洋饰)因好赌欠债决定抢劫,杀害旅馆老板祖孙三口及一名住客共四人,劫得一百多元现金及金戒指一枚。这些,观众在很短时间内就知道了。
  《悬案》的叙诡逻辑,是往卷宗的模糊地带做加法。两名凶手逃亡的二十多年,卷宗里是空白的。凶手虽然写过小说,被抓后网上也有相关报道,但年深岁久,这段故事只能依托编剧的笔力驰骋了。
  严关炳对《悬案》的评价很高。他说,“几乎每集我都看了两遍。案件破获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来采访,以前有一个知名作家也把它改编成纪实小说。《悬案》对案件的理解是透彻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事前没有过案底,所以在档案中查不到一丝踪迹。案发之后,他们也没有再犯。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排查,最终排到对象。这一点,这部剧拍出来了。”
  严关炳说,自己看《悬案》的体验和普通观众不同。普通观众看的是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凶手杀人后提心吊胆的躲藏。严关炳更关注的,是案子还原得真不真实,逻辑扎得严不严,节奏好不好。“我会想,这个环节在真实办案中是不是走得通的,逻辑有没有漏洞。”
  当年负责追查涉案同类鞋子的警察,正是严关炳。鞋底花纹罕见,“平常没怎么见到”,但越稀有的痕迹价值越高。严关炳带着人跑遍全国市场,大海捞针,最终在江苏南京水西门找到了同款鞋底花纹,指向江苏某韩资鞋厂。专案组大批警力赶赴排查,甚至查到凶手邻居曾买过这双鞋又转卖——这些在剧中均有呈现。
  让严关炳感触最深的,是剧中对那个年代技术局限的呈现。“当年的条件,破案真的是靠人堆出来的,剧中把这种无奈感拍出来了,没有回避。”
  这是“笨办法”,但正是因为用了这种笨功夫,才让证据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等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
展示法治建设成绩
  近年来,法治题材文艺创作迎来了一波集中爆发。《以法之名》聚焦检察官的履职与担当,《我是刑警》以编年体方式勾勒中国刑警群像,《底线》将镜头对准基层法官的日常审判,《重器》刻画法治建设奋斗群像……这些作品从不同切面记录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共同构成了一幅荧屏上的法治图景。
  记者获悉,《悬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刑侦剧拍“怎么破案”的传统,转而拍“为什么破不了”。它没有把22年压缩成一个悬念反转,而是让观众真正感受到等待的重量——五任局长接力,案卷始终没有落灰,一代人的坚持如何传递给下一代。它将叙事重心,从悬疑本身转向了法治进程本身。
  剧中呈现的是那个年代刑警的日常。
  严关炳认为,当年封存的关键物证在22年后最终比中嫌疑人,恰恰说明法治建设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从案发现场的坚守,到峰回路转后的曙光,再到荧屏上的故事重现。这段跨越22年的历程串起来的,是一代刑警的执着与一个时代的法治征程。
  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案件中曾涉及一个姓方的关键证人,群众提供线索,说方姓证人见过两名嫌疑人。“我们每次排查,都想找到他。但几十年里,找了好多次,每一次都没有找到。”直到2017年,严关炳直接参与重启案件,用技术手段一查,第二天就锁定了此人在上海的位置,“仅用一周时间就找到了。可见科技发展对侦查工作提高效率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想对年轻警察说些什么时,严关炳沉默片刻,说出十四个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他说,时代在进步,犯罪在演变,警察唯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对手的步伐;科技再发达,也替代不了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实情,也替代不了卷宗里反复琢磨的细致。要攻坚克难,靠的就是这股锲而不舍的韧劲。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而记录这份正义的文艺作品,让“不缺席”成为穿透时光的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代代公安人用青春和坚守,如何把“到现场去、再想一想”的朴素信仰,锻造成法治进程中最坚实的基石。

  图① 严关炳分析一起刑事案件案犯离开现场后的逃跑方向。
  图② 电视剧《悬案》拍摄现场布景。
  图③ 严关炳(左三)在“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案犯老家访问排查。
  图④ 严关炳(左一)侦办“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时,比对可疑对象留在一份协议上的手印。
  图②为《悬案》剧组供图,其余为严关炳供图

本网站所有内容属《法治日报》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