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婉娇
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标志着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情报体系改革全面落地运行，原本分散的情报核心权力高度收束至首相手中。此次改革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关键制度布局，其暗藏的扩张风险正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彻底颠覆了日本战后数十年形成的情报分权制衡格局。依据相关配套法案，日本构建起以首相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为决策中枢、国家情报局为执行主体的高度集权情报体系。新机构拥有跨部门统筹协调权限，可强制要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相关机构报送各类情报资源，情报人员调度、情报工作统筹统一归口首相官邸。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架构，与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情报运作体系高度相似，历史复刻风险突出。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机构职能边界模糊、外部监督机制严重缺失，权力运行近乎不受约束。日本政府将舆论认知作战、全域信息管控纳入其核心职能，却未通过立法明确情报侦察、信息管控的权力边界，监控范围覆盖企业、民间团体乃至普通民众。日本多家媒体直言，该机构是战时“特高课”的现代翻版，缺乏制约的情报权力，极易被右翼政客滥用，成为操弄政治、打压异见、操控舆论的政治工具。
纵观日本近年安保政策演进轨迹不难发现，设立国家情报局并非孤立举措，而是其系统性推进“再军事化”战略的关键一环，是日本突破和平框架、全方位扩军备武的重要制度配套。近年来，日本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不断加码防卫预算、批量采购进攻性武器、持续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彻底颠覆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逐步松动武器出口管控限制，持续推动和平宪法第九条修订，军事扩张野心持续膨胀。一系列举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完整勾勒出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扩张路线图，而情报体系的集权化重构，正是支撑其军事扩张战略的核心信息底座与制度支撑。
情报能力是军事作战能力的核心前置要素。日本极力谋求的远程打击、对敌基地反击等攻击性军事能力，完全依托统一、高效的情报搜集、研判、调度体系。此次日本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资源，将情报主导权集中收归首相掌控，本质是搭建适应对外军事扩张、地缘博弈的现代化情报作战体系。随着情报决策权、调度权高度集中，日本安保政策愈发封闭固化，国会监督、社会舆论制衡空间持续收缩，和平宪法的约束效力被持续掏空，日本主动介入地区争端、刻意制造地缘摩擦的风险显著攀升。
与此同时，日本此次情报体系升级深度绑定美国“印太战略”，加速嵌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情报联盟，地缘博弈属性凸显。日本借助美日情报协作机制，持续提升自身区域侦察、境外干预、情报作战能力，同时主动充当美国地缘博弈的前沿工具，严重冲击东亚地区固有战略平衡，加剧区域紧张局势，甚至可能诱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
日本国内针对此次改革的质疑与反对声音从未停歇。在野党多次指出，新设情报机构存在重大违宪隐患，高度集中的情报权力极易被政客滥用、私用；大量日本民众持续发起抗议示威，呼吁坚守和平宪法、守护和平发展道路，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日本多家主流媒体刊发社论警示，不受约束的情报管控权力，或将让日本重回战前舆论管控、压制异见的老路。
民心所向即是大势所趋，日本右翼势力一意孤行推进“再军事化”布局，既违背日本国内主流和平民意，也逆势背离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终将让日本陷入更大安全风险与外交孤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依托高度集权的情报体系配合对外武力扩张，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自身也付出了惨痛代价，这段深刻的历史教训绝不容淡忘与篡改。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破坏地区和平格局的图谋，都必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坚决反对，注定徒劳无功、彻底失败。
2026年08月10日
